《风》—第二章

（第二章）
有那么一天，我从梦中醒来。
飘渺的梦境，仍萦绕在我的头顶好一会儿。清醒过后的我拉开了窗帘，外面阴沉沉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
我看看表，指针指下六点。现在是早晨还是晚上呢，我不知道。我颓然坐到了写字台前，一动也不动。
坐下不久，一个背书包的女孩从我窗前经过，街上隐隐响起了广播体操的旋律。
哦，现在是早晨，姑且把它当成是早晨吧，那么，有一个充满现实风格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今天是星期几？
我翻翻桌子，却找不到台式日历。
如果我想得不错，今天也许是星期日，也可能是星期一。
我记得昨天的中午，有份晚报从门缝里塞了进来，那是一份星期六的报纸。莫非今天是星期日？可这样一想，又有一个超现实的问题像壁虎从我漆黑一片的脑海里爬了出来——星期天的小女孩为什么要去上学？
我的头脑不胜思维的负荷，我蹲到了地上。
如果今天是星期日，那么我中午要去朋友家吃饭；如果是星期一，那么我脾气暴躁的姑妈要来我家吃饭。
这也许是单身生活的无奈，你连星期日和星期一都要自我判定。
我从抽屉拿出电话薄，一个一个地往外打电话。
半小时我打了十九个电话。有几个我幸运地接通了，但待我说明原因便骂了我“你神经病”，还有几个说我“我认识你吗”，“你打错了吗”，“讨厌你这家伙”之类的话。
还是没有人能回答我。
我开始抱着电话发呆。
我抖擞起精神，马虎地洗漱了一下，出了门。
我别无他法，只有去朋友家赴那场至今无法确定的饭宴。
朋友家的大门紧锁，我按铃也没人应。
也许今天真的是星期一。
星期一，星期一，我念叨着去车站接姑妈。
我先在汽车站的小饭馆里对付了一顿，然后坐在车站的长椅上等，等，等。
我等了很久很久。车来了又走了不下二十次，我却终究没等到姑妈来。
我找了个电话亭，往她家里打电话。电话里的她表现得异常愤怒。她说她在车站足足等了四五个小时，却没见到我，等到天黑她只得搭最后一班车回家。
我赶紧道歉，挂掉电话后我站在电话亭里十分失落。望着川流不息的车子，心想我到底是怎么啦。
好端端的我怎么会变成如此。
呆立许久的我在走出电话亭的时候发现了电线杆上的一条小广告：“本人擅长心理辅导及诊治`````”云云。
这也许是我今天的解决方案，我想。
于是我撕下那张广告，跳上了开往诊所的汽车。
一路上我还是就星期日与星期一的问题思考个不停，但是没有答案。没有答案就是没有答案。
到站后，我下了车，穿过几条街，便到了诊所前。
此时华灯初上，我回望了一下灯火辉煌的街头，我们的世界到底纠缠着什么呢。
在不知道是星期日还是星期一的一个晚上，我按响了某人的门铃。
门开了，一个女士站在我的面前。
她穿着利利索索。她手拿着碗，边搅着里面的鸡蛋。
“可有事？”
我扬起那张广告。
“不凑巧，我都下班了。不过你要是真的急，我还是可以通融的，毕竟没人会把送上门的生意拒之门外。”
我跟着她进了屋。
诊所不大，布置倒是井井有条。一张写字台，几把绿色的转椅，靠门角落里摆着一株橘树的盆载。
墙上挂着一幅挂毯，门上一个巨大的牛头标本正注视着对面时钟。我比了一下，它的视线应该是停在七点的位置。
她似乎自言自语地说道，“单身的好处就是在一间房子里工作，吃饭，睡觉，上厕所似乎别人都能原谅。”
“同感。”我说。
“好香啊。”我说。
她笑起来，“在做晚饭，吃的是荞麦面，里面放荷包蛋，你也来点？”
“太客气啦，我是来看病的，怎么好意思？”
“看样子你没吃晚饭嘛，”她笑，“饭钱算看病的帐上。”
我也不再拒绝。
“房子成这样可算奇怪的了。”我说。
“心理医生嘛，人总得高深莫测才行，房子也不例外。这原本是一间小仓库，我拿它改造了一番，前面一部分作会客厅，后面弄成厨房，走廊什么地方能用就用，针大的地方也不放过。这会客的地方所有的东西全是朋友的，送的送，讨的讨，偷的偷，所以就成了这个样子。”
“难怪。”
“坐下吧，晚饭一会就到位。”她笑笑，撩起门帘，消失在厨房的烟雾中。
我坐在沙发上盯定着高高的天花板，不知怎的我发现这里的天花板其高无比，反而下面的空间却显得分外狭小，给我的感觉似乎是时间装置强行地把本来如烙饼锅般的房间拉成了易拉罐。
她端来了面，许是我太久没吃荞麦面的缘故，我风卷残云般地把面一扫而光。
相反她吃得漫不经心，其间她一直盯着我看。
吃完面之后，我一直发着呆。她收拾碗筷走了进去。出来她换了一身衣服，典型的妇女职业套装，一看就给人以精明干练的感觉。
她手拿一张空白的病历卡，问了我的年龄，家庭住址和一些平常的问题。我一一作答。
她问：“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反问道：“可以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几吗？” 她吃惊地看着我。
我重复了一遍问题，“这对我很重要。”
她脸上显然露出不快的神色，她用手指敲着桌子，指着桌上的闹钟说：“你就只问我这个傻问题？OK，我事先声明，我嘛，可是按时收费的。”
我沉默。
坐在沙发上的我边调整呼吸边调整我的身体形态，一不小心我可能像冰淇淋一样被这压抑的时间所融化。
“星期几对我来说是挺难的事儿，”我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把生活中的事件忘了，不管是星期几或是牛肉饼的味道。”
“这世上可有叫牛肉饼的东西？”我又问。
她艰难地笑——“可能是有的。”
“真的？”
“牛肉饼是牛生活的终结，我想世界上的牛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会成为牛肉饼的很少的一部分，那意味着会失去很多东西。”
她的话没说完，她的语言漂浮在我的脑海中。她的话像一端被割断绳子的秋千，在风中缓缓地打着转。（我怎么会想到秋千了的？）
“害怕过忘记？
“忘记比死亡来得恐怖，”我说，“我是怕生命中的各种事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崩解，而且还没有任何的理由。我生命中好像空白一片，应该存在我记忆中的人似乎从来都不曾存在，我应该矢志不忘的人也逃不了远走的命运。于是，我像个新生儿一样不知所措。”
她长出了一口气，“今天可是星期三了，能接受？”
“难怪。”
“以前出现过这样倒霉的事么？”
“好象还没有。”
“你可能是出现了‘星期几紊乱’。”
“有救？”
“有。”
她接着又说：“让我示范给你看怎么做自我的解救吧。”
她首先拿起笔在日历上某一点画了一小圈，“喏，今天是星期三，就在星期三的地方打个小圈，今天过完如果发现自己还在自豪地活，就在星期四的地方画一个，怎么样？容易办吧。”
“对于我毫无用处。”我坦言道，“我不喜欢给生活打任何人为的标记。”
“哦？那你也可以写日记----天天记日记就不至于搞不清。比如今天遇见了个可心的女的，记下来，记在单页；被警察无缘无故地揍了一顿，太不幸了，就记在双页，喝汽水中奖了也就记在单页，便秘给扔到双页去。幸与不幸分开来记。如此一来，记起星期几是手到擒来。”
“够了，我不喜欢那种算帐式的记法，”我冷冷地看着她，“看来我来错地方了，老实说，你就多少有些不正常。”
她挑挑眉毛，笑了：“来我这儿的人都这么说。我告诉你：在世界有所谓的正常人，也有所谓的不正常人。正常人都在开医院开诊所，那些不正常的人都在医院和诊所排队等看病呢。”
我只能点头。
“所以，来我这里看病的都要遵守秩序，这也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秩序？”
“秩序就是秩序，没什么太多好讲的。”
“我不明白。比方说？”
“比方说：你得耐着性子听我给你看病求治。即使我亦有许多不正常之处。秩序为人生的头等大事。”
“这又是为何？”
“秩序嘛，你是病人，我是医生；你看病，我治病；你付钱，我收帐。这个你懂？”
“我开始懂了，”我苦笑，“尽管这对我很难。”
“那么我们再来谈论正常人的定义。正常也就是健全。其实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不健全的人，你也是，我也是。苏格拉底如此，亚拉伯罕`林肯也是如此。人其实就是台破机器，特别是在现在工业文明充斥的今天。今天修好了马达，明天汽缸又不行了，再明天汽缸给弄好了，后天冷却系统又出故障，反正坏来坏去没个完。所以我们人的原则是，互相承认不健全，然后故障轻的帮助故障重的，症状相比而言好些的治疗症状重的，这就是秩序啊。”
我说：“从秩序中我能获得什么？这是我最关心的。”
“你是指是否能治疗你的‘星期几紊乱’？”
“也可以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心理医生不同别的医生——可以动不动就开处方药，或者住院治疗。要治疗你的病我只是个辅助者，一切都要看你自己，简而言之就是看你的理智程度。”
“理智？我是一个半夜三更爬起来准备早餐的人，姑且说是未雨绸缪，但是不能说我是理智的人。不蛮你说，我无数次地重复着一个奇怪的梦。”
“喔，”她竟然显得很高兴，“好吧，我最喜欢替人解梦。你说——我倒要看看是一个怎样的怪梦。”
我摇摇头：“请原谅我不想讲述，它对我是如此恐怖，我不想再一次坠落进去。”
“兴许对你的病有治疗作用也说不定，你讲讲看。”她怂恿道。
无奈之下我开始了讲述。
“在那个梦中我是一个陶瓷研究所的作家。我兼职清洁厕所。有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上头突然派我去欧洲推销瓷器。我坐上了去欧罗巴的飞机，在飞机上我接到所长打来的电话。说有紧急的任务要我完成。
‘去死海打捞一件东西，越快越好。’他的口气硬邦邦。
‘什么东西？’
‘可以说是包裹，也可以说是UFO，甚至把它当它娘的无形又无名的物体也行。总之你只管打捞上来便是，其他的事是你该管的么？’
我有些不悦，我说：‘所长，我现在正飞往罗马，怎么能去死海？’
“随你的便。反正你负责打捞，我只管打捞上来后的处理方案，中间的我可想不了那么多。’
我别无他法，只能抓住一个降落伞跳下了飞机。
经过几天无休止的跋涉，我终于到了死海边。
我先向一家出租潜水用具的公司租来了潜水衣。那个话多得不行的小职员问我去哪潜水我回答说去死海。
‘去死海不行，’他露出几分认真的神色，‘死海永远不死，你穿着这个永远也潜不到底，我劝你先去大马士革买块石头，绑在身上你就能潜下去了。’
于是我果真在大马士革一个老人那里买了块作备用墓碑的石头，石头好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背着石头又回到了死海边。趁人不注意我就穿好潜水衣绑好石头跳下了海。
一米，两米，水中一片浑浊。我任凭身体的下沉。我只想找到了包裹交差然后吃顿饱饭然后痛快地洗个澡然后美美睡上一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感觉脚底下有了实质的触感，我拧开了防水手电筒，照着水压表，它显示为400米。
这是死海的底部，可能是无生命无感知的世界中心。
我在死海底部找个不停。
但是根本没见着上司所说的包裹。
我只在死海发现一条长长的圆形钢管。黑糊糊的，不知道通向何方。谁知道呢，也许是石油公司放错了位置的输油管。
好奇心驱使我走近了它，我扔掉石头仍掉衣服，钻了进去。
管子很窄，一人勉强可以匍匐前进。里头漆黑无比，我仿佛正处于大象的盲肠中。
我只能孤独的爬着，什么也不能想，只能往前爬。
不知爬了多久，前面隐约出现了光亮。我积蓄起最后的一丝能量，向着未知的光明爬去。
出了管口我竟然呆住了。
天啊。眼前是一片火红的沙漠，绵延无尽。太阳高悬在空中，它射出炙人肌肤的光线。
我在广阔的沙漠中走着，我希望能逢着一个人，男女不限，我想向他询问向他谈话向他求爱向他发出呻吟。唉，我在黑暗中太久了。
但是我找不到人，甚至连一个活的物体都看不到。我目内所及之处无不是火红的沙土，甚至这里的云层和风暴也是火红的。
直到我登上一个沙坡，向下看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东西。
确切的说是我看到了一片文字。在如追求细节的的建筑图纸一般工整的沙地上被人写了许多的文字。
我读道：
‘朋友，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的名字。你的年龄你的为人啊，对性有什么独特的嗜好和品位啊，喜欢不喜欢喝杜松子酒啊等等，我都不想了解。我只想告诉你一些事。呃，所以我才用了“朋友”这个称呼（想当年我的前任也是这样称呼我的），真希望你能心平气和的接受。
说实在的，我很高兴。我是在离开地球的前夜写下这篇可以被称为“说明书”的文字的，顺便说一句，我要去的地方是火星。
哈，二十五万年我就梦想着今天。
也许你还充满疑惑，这是什么地方？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我以前的朋友（前任）说这里是巴塔哥尼亚的高原沙漠，是世界上最南的沙漠。也许他是胡说的，我心里把这想象成某个国度比如美国的中部。
我的前任把这里称为“火星第二共和国”，这里是属于火星的一块地球之领土。虽然我说得很拗口，但这确实是真的，这是火星人的地盘。
既然这里是个国家，当然会有法律。这里的法律就是：你一定得在这里呆上二十五万年。二十五万年后，火星人自会驾着宇宙飞船带你前往火星。这是火星人订的法律，在这二十五万年间，你哪儿都去了不。你走不了，也死不了，反正你一定得在这里呆上二十五万年。你是此法律的执行者，也是法律的被执行者。我认为火星人干的与以前的英国人的做法有相同之处。以前英国派遣的总督如果在印度或埃及的殖民地上干的好，回到英国自然会受到女王的召见乃至封王拜候。这其间的秘密不言自明。
祝贺你！我的下任总督——当然，你也可以自称为国王、地主、酋长，火星之子。但我就是喜欢国王这个称谓，有了点感情咯，毕竟我用了二十五万年。
我是怎么来的，我是谁，我往哪里去，这些都并不重要。（我依稀记得我好象从尼加拉瓜的瀑布滑下，不知怎么的就到了这里，我的前任更绝——（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喜欢地主这个倒霉的称呼）——他介绍说他来自中国的山西的一个矿井，你能相信？
其实我们不必知道我们为什么来这儿，也许真的是命中注定也说不定。把爱因斯坦从坟里挖出来恐怕他也不见得能解释得清楚。我单单想这个问题就花去了我十万年的时间，最后我得出来一个并不精彩的结论而且是用暗喻的形式来表达的结论：我们来的地方在本质上和这里相关联，就像两个在某阶段处于同一本体但是却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人用脐带相连。比如你的妈妈和你，我的妈妈和我，所有人的妈妈和所有人。
当然，这是题外话了。我想告诫你，这些问题，甚至一切的一切，all of the things，统统都让它见鬼去吧，这些通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火星。
噢，顺便提一下，在我们来的路上，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我们改变了。我们作为生物学上的“人”已经被完全改变。如今在这个国家，可以不吃东西，当然也可以不去上厕所。死亡、性欲、虚荣、文明、痛苦、想象力，都不复存在。特别是记忆这种奇怪的精神反映也会随之消亡——既然记忆是退休老人坐在养老院的轮椅上写回忆录用的，我们要它干吗？它的存在有何价值？是的，只要能活着，只要去得了火星，管它青蛙是用皮肤还是用肺呼吸呢。
我们是纯物质“人”，和你周围的坚硬岩石一样，坚硬无比，只是多了一颗冷酷的心。火星人也一样。我们可以活得和太阳一样长久，如果你愿意的话。这应该是进化的关系，进化，宇宙学上的进化。我们是地球进化链条中最重要的环节，可以说我们是半个火星人。我想火星人要我们呆在这里达二十五万年的意义也在于此。他定是要我们完全适应进化。你现在不觉得我有点像米老鼠一样有拿腔拿调的味道？那也是进化的缘故。
二十五万年的确他妈的漫长，漫长得似乎不能用“他妈的”来形容。不过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活着总比静悄悄地死去要来得好来得妙。等老子二十五万年后到了火星``````
这里无风也无雨，你大可以在沙漠中央划一道线，用来代表一天。只要你把沙漠划得横竖找不到踮脚的地方，呜呼，二十五万年过去啦，你的好运气来了。
不过你千万要记住，你不能误点。火星人二十五万年光顾一次，仅仅一次。他们总是那么地准时，这点挺关键的。你错过他们来的时辰那就不好办了。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你还得等他妈的二十五万年。二十五万年——我现在只想哭。我想到了那时，鲸鱼会重返陆地，金字塔会重新开启,爱斯基摩人会重归西伯利亚的吧。
告诉你,在这儿你没什么可干的,你除了等待,就是等待。等待是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由于进化,我们丧失了睡眠。这委实令人遗憾,否则我们可以一睡就睡到二十五万年之后。不过你不用担心,你的人生想必不会那么闲来无事的。你数学好么,如果数学好你可以把时间来个倒记时,数数离我们到火星还有多长时间。你可以精确到年,精确到天,甚至可以精确到秒。因为你把这一长段的时间念完,时间差不多过去了好几分钟了。看着无聊的时间在你掰手指的指甲盖上溜走,的确是一件相当美妙的事情。
你还可以数星星,打井,反正花样多得很。你还可以利用沙子来堆金字塔。我堆金字塔的记录是三天堆了两米高。前任的记录是一星期堆了两米高.知道么,你的前任破了你前任的前任的记录,这是不是与进化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假如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把握和摆脱时间,那就尝试破我们的记录好了。我们的记录多得很,譬如试着消化沙子,看看几天能不眨眼,用脚趾来思考``````
说到思考,我得嘱咐你两句。我告诉你你不要把以前人类式的理性的形而上的思考带进这个共和国，这样你只会自寻烦恼。在“火星第二共和国”里只要会划线的,会数数的,不要狗屁哲学家。我要是你的话,我压根不会思考阿根廷的牧牛业,也不会思考澳大利亚东海岸的裸体派对,不去思考寻找金矿的可能性,不蹲在地上证明勾股定律。我们的最高的理想是去火星,喂,跟我喊一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只为了将来去火星。
容我再说明一下这里的情况。这里没有四季,没有方向感,没有蜘蛛,没有蝴蝶,没有水,没有性伴侣。你是唯一的臣民或统治者。民主也好,专政也罢,一切都是你说了算,你的金玉良言就是圣经。唯一约束你的就是法律(等到二十五万年后去火星),这大概不是你理想中的生活,甚至算不上是好的生活,但它与我们的最高的理想相比,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如果你也在去火星的前夜,也像我一样激动得无法入睡。那好,你就学我把你想说的话——无论是想哭诉的还是想慷慨陈词的,无论是歇斯底里骂娘的,还是娓娓道来的——都写下来,写下来，告诉你的继任者——你胜利了。这个可是良好传统,可不要丢掉了。
另外,不要记恨你的国家,不要试图颠覆特权阶层,不要藐视你的时代,不要控告垄断者,不要骂自己的母亲,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句。
祝你好运！如果将来你到了火星还能遇见我，麻烦请捎上一瓶杜松子酒好么？好久好久没喝过了，怪想念的。在火星上可喝不着这种酒，他们不对这种低级的化合物感兴趣的。只不过我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进化到连杜松子酒都喝不成的地步。
再次祝你好运！
火星第二共和国国王
钦此
共和国公元纪年249999年12月29日夜
``````

我看完这篇已经载入史册的文字，不知怎的想笑，然而我终究没笑出来。想必在这个进化到笑容被取消的地方我是没办法笑的。
我抬头看看天，天已经黑了，四周起伏的沙丘也看不确切了。
我苦闷地蹲下身子，我在地上开始了划线，我就这么地熬过了在“火星第二共和国”的第一个晚上。
``````”
“讲完了？”她问。
“是，讲完了。”我多少有点疲倦。
她叹了口气——在我的直觉中她应该是在叹气。
“原谅我的疏忽。我刚才对你是有所误解，以为你是没事找事的无聊一族。”
她接着问，“这场梦你持续了多久？”
我摇头。
她又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仍旧摇头。
“那可就怪了，虽然我们心理医生天天把‘精神分析’挂在嘴边，也只是对一般的人一般的病症才如此轻车熟路。但是对你这样的病人是否有用就另说了。”
她看着我的眼睛，“也许你真的遭受到太多的压抑才产生那般奇怪的梦境。”
“我该怎么办？”
“有时候秩序也不一定能解决实质性的东西，”她说，“等我彻底地了解你那个梦我再做定论吧，可以么？”
“现在只能这样了。”
“那你今天你就不用付诊疗金了。”
“为什么？”
“秩序，秩序。”她用手指点了点额头，“你是病人得听我的。况且我治都没治你。”
“荞麦面怎么办？”
“算我招待，下回你请客补回来就是。”
“哦。”
我看了看钟，时针指向九点。我立马起身告辞。
“不多坐一会儿？”她问。
“再坐的话，我将赶不上最后的一班车。”
她笑了笑，没再做声。她把我送到门口。
“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她突然问。
我有点不知所措了。“为什么怎么问？”
“医生嘛，总得听到病人的呼声才行。这和法国餐厅让客人填写反馈问卷是一个理。”
“恕我直言，在我所掌握的对心理医生的分类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中，你是怪人一个。”我说。
“谢谢。”她大笑。
走出大门时我好象记起了什么，我问她该如何称呼。
“我叫原。你呢？”
“西。”
“那好，西，告诫你一下：今天是星期二，明天星期三，后天星期四，可别再忘了。”她说的有点语重心长。
“遵命。”
之后我认真地注视她的眼睛，“我总觉得你知道我那个梦的意义，我心里清楚的很，你能告诉我吗，哪怕只是透露一点点。”
她默不做声。
“愿闻其详。”我说。
她说：“无可奉告。”


我记得从前有个不出名的作家叫林风格，他当过农民，当过工人，当过诗人，当过恶棍，当过懦夫，当过爱国者，当过知识份子，当过男妓，当过皮条客，当过囚徒，当过傻子，当过男人（真正的男人），反正他什么都尝试过。他认为这是对人生忍耐力的最好的考验——如果在他身上有忍耐力的话。
不知怎么的，他突然成功了。他于是希望所有农民中的好手都叫林风格，所有诗人中的伟大人物都叫林风格，所有恶棍中最令人厌恶的下流胚都叫林风格，所有懦夫中的懦夫都叫林风格，所有爱国者中的可歌可泣的人物都叫林风格，所有知识份子中的顶刮刮的大师都叫林风格，所有男妓中的个中翘楚都叫林风格,所有皮条客中的先进工作者都叫林风格，所有囚徒中的罪大恶极的人都叫林风格，所有傻子中的傻子都叫林风格，所有男人（真正的男人）中的佼佼者都叫林风格``````，等等等等——反正他希望是如此。
但是，据一个著名的已故的成功学学者（他居然也叫林风格！！！）发表评论说：“‘林风格’仅仅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其他可追求可羡慕的东西。说白了，他只是一个代号，和莫尔斯代码相同。莫尔斯电码本身毫无秘密可言——它仅仅只是一种系统工具。你可以用，我也可以用，只要莫尔斯的后人不反对的话。如果硬有人说林风格式的莫尔斯代码能带给人什么东西，我敢断言那个人就压根不懂无线电！！！云云。”
看到如此的事件，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想一吐为快，但是我却无法评论----原因不明，当然结果也不甚了了。



半夜，我再度从梦中醒来。
我又一次地梦见了“火星第二共和国”。
我想我是睡不着的了。我两眼大睁着望着黑暗的虚空里。我想起了那个在校园里邂逅的那个女孩,她是否和我一样也做着噩梦也睡不着觉呢。
我不知道。
我真希望她能睡得安稳，一觉到天明。
我回忆着她温柔的声音，梨花带雨的泪颜，冰凉的手指曾在我背部留下的感触，以及那个吻。那是我初次吻女孩，看她当时的样子，相必对她也是一样。
我们做了连我们自己都把握不了的事情，从一开始就是。
在那以后我曾经好几次到了学校。我依旧在台阶上睡大觉。我希望有人能够唤醒我，但往往事与愿违。我是被蝉声所吵醒的。
她现在在哪里？她应该知道我现在的痛苦处境。隔开我们的到底是什么？难道是冷冰冰的概率论？
我越想越心潮难平。我索性不想了。我溜下了床，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望着夜幕下的大海。
从落地玻璃窗望过去就是大海。月光轻洒在海上，宛若白纱。海面波光粼粼，海水涌动着，沙沙作响。
有多少个日子我都夜不能寐，有多少个日子我都是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大海，有多少个日子我无法冷静``````
我从冰箱里拿出啤酒，一杯接一杯地喝。所谓的借酒浇愁就是怎么一回事吧。我喝了不知道有多少，直到冰箱空空如也。
我仍然毫无睡意，脑袋巨痛不已。
现在我只觉得想吸烟想得不行。我满房子开始找烟，最后在沙发底部找到了半盒业已发出霉味的烟，我上了阳台。
凉爽的海风轻轻袭来，我躺倒在阳台上，看着星空一个劲儿的猛吸。
天上星辰密布。到底哪一颗才是火星呢？还有二十五万年，还有二十五万年``````，我稀里糊涂地想个不停。
我就这么地一颗一颗地搜索起火星来，但是半包烟吸完了，我仍然找不到火星。
我坐起来，倚着栏杆，望着大海。我蓦地产生了一种感觉：无论是在阴天，下雨天，有太阳的日子，有月亮的日子，大海的景色都差不多。千篇一律。
也许是我看多了缘故。
人们都是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看本质一模一样的大海，从无厌倦，这应该是我们和火星人不一样的地方了吧。
我还有两个月就要年满十八岁。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在这里呆上了十八个春秋，想来我也觉得有趣。
我以前心平气和地看着大海是什么时候呢。我仔细地想了一下，似乎又想不起来。恐怕只有沉默中的大海知道。
在我的青春年华中，我都是这样看着大海将就着度过的，我有时会想海底里的水晶宫，有时会想能跳舞的美人鱼，有时会想着美丽的亚特兰蒂斯——但更多的是想我自己，我想过去，想未来，想不确切的人生目的，想尾追着自己而来的烦烦恼恼。
我是否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了？其实我也不明白个中缘由。
突然一个声音在我的脑中响起：“你，一个人，在这里你获得了什么？”
我困难地开始了思索，很久之后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我没有获得什么，也许‘获得’一次本身就不存在，或者它的存在是被禁止的，至于禁止的原因我目前我很难说得明白。”
“你到底获得了什么？回答我，务必回答我！”那个声音充满了紧张和恐怖。
我回答：“正如喝啤酒会留下啤酒盖，吸烟会产生烟蒂，留下和产生的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如果你真的要我回答，我只好把在我生命里留下和产生的东西转述给你听。你知道吗，我获得的，不，应该是剩下的，它不外乎是空虚，烦恼，和各种令人讨厌和费解的破烂``````”
于是那个声音戛然而止。



有天早上，我边喝牛奶边看一场来自遥远北欧的足球赛。
中场休息上，电话响了。我不予理睬，换了一个姿势，继续看电视。
为什么不接电话，这是有我自己的理由的。这十来年，特别是最近几年，从没有人往我这儿打过电话。我朋友交得不快不多不广不深。我是那种朋友只是用来谈谈电视节目，谈谈今日天气，谈谈饭馆流行的菜谱的那一类人，所以有限的几个朋友实在是深谙我的德性，从不往我家打电话。
但是电话铃声压根没有停止的意思。我仔细思考了一分钟，才老大不愿地拿起了话筒。
电话里传出了原的声音。
“怎么不接电话？”原有些不满。
“唔，刚才在洗澡，没听着。”
“哪里！我都锲而不舍地拨了好几分钟了。”
“洗澡过程中我是听到了，于是我冲了出来，拿起话筒准备接你电话来着。可是我下意识到我没穿衣裳，我想啊——光屁股听电话总觉得不太礼貌，于是我又回去了，穿好衣服再出来，没想你还怪我。”
那边“扑哧”一声笑，“你是在说谎吧？”
“就当我是说谎，何况你还那么开心，偶然来次说谎也无妨。”
“算了，言归正传。你的病我一直放在心上。”
“谢谢。”
“而且我也为了你的病忙乎了不少天。”
“感激感激。”
那边沉默了两三分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叹了口气。“我快想得不行了。”
“今天星期几？”
我瞥了一眼画上密密麻麻的圆圈的日历，“应该是星期二。”我小心翼翼地说。
“不错，有进步嘛。想告诉你一些东西，但是在电话里讲不清楚的，你来我这里，成么？”
“好的。”
“记得来我这里的路？”
我有丝不悦。“忘不了的，放心。”
“你还欠我一餐饭。”
“不敢不承认。”我说。
“好吧，你现在到我这里来一趟。”
“行。”
“OK，”那边停了一下，“喂，你真的是有没有穿戴一新就不会接电话的习惯？”
“是玩笑。”
“可惜了，不然这习惯可是蛮好的，可惜。”她的语气中确实有几分叹息的意味。
她紧接着来了句，“你知道么，这习惯可是我的，知道吗，是我的。要知道现在我可是穿着全套制服跟你说话哩，对这个我可是非常讲究，也算是我的个人风格。刚才听你说你也是如此的话差点没把我给吓个半死。我绝望得要死——难道我就不如一个绝望的病人？”
“听得出来。”
“呆会儿见。”
我挂掉电话，喝掉杯底的牛奶，关上电视，拎着垃圾袋出了门。
我跑到诊所时。原正在看一本厚厚的书。
她见我来了，微微一笑：“你坐会儿，我给你泡茶去。”
“谢啦，我不爱喝那玩意。再说，刚来的时候喝了满肚子的牛奶。”
“是吗？”她眯起了眼。
她今天果然穿着极正式的衣服，领子，袖口整整齐齐，胸前的口袋里插着一支金笔。大有大女人主义的风范，我想。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原说：“有好多的话想跟你解释，但是在这里我怕说得不彻底不坦白。你看，坐在那怪模怪样的毯子下能有什么话好讲！我们去外面好么，外面的天气很好的，别浪费了。”
“我也有同感，出去就出去。”
“怎么这么老实？”她有点失望，“女人一发令就服从的男人不是好男人。”
“你是医生嘛，我则是倒霉透顶的病人，这是秩序的一种。病人服从医生，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你告诫我的。不是么？”
“循规蹈矩的男人更不是好男人。”
“我是病人嘛。”我没好气地说。
“是吗？”
我们出了大门。
“去哪？”
“走到哪算哪。”她说。
我们缓步走在街上。一路上的人并不是太多，一些神色匆匆的上班族和学生模样的人在街边往来，不过寥寥无几。像我们如此优哉游哉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路上我们没有再说话。她好像在思考她的问题，而我确实在思考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如同围绕在在各自的星球各自的轨道上旋转的被毁灭飞行器留下的碎屑，丝毫没有交集的征兆。
绕过几条街后，她把我带到了公园。
我们绕过晨练的老人们，到了一块僻静的空地上。空地四周生长着大片的林木。
我们在一棵大树下坐下。
这时原开了口：“昨晚又做了梦？”
“一直都做的。”我胸口涌上无限的悲哀。
“关于火星？”
“是的。这些天一直在做那个梦。梦境和我前些日子告诉你的一模一样，连那位学米老鼠说话的仁兄的语气都未曾改变。”
“奇怪。”
“是奇怪。”
她皱了皱眉头，“不是一般的奇怪。”
“对，是不一般。”
说完这句话我感到建筑在我们的语言上的辉煌宫殿已经彻底倒塌了。
“你是本地人么？”她突然问。
“是，从娘胎到现在，快十八年了，我下个月满十八岁。”
“中间出去过？”
我琢磨了一下，说：“除了一次不成功的外出，我还没离开过这儿呢。”
“什么叫‘不成功的外出’？可否定义一下？”
“那是在我十岁的时候。是个冬天。所有人都在传说海啸要来，弄得满城风雨。星象大师这么说，政府昭示的公告也这么说。于是我们全城的人都准备迁出这个城市，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全家准备到离海一百公里远的姑妈家。事实上，我们开着车到了城外便走不动了。一路上都是车，而且是迎着我们开来。我们挺纳闷的，便下车问一个正在边修轮胎边发牢骚的卡车司机。
‘到底怎么啦？’我们问。
‘奶奶的，谣言，谣言，海啸来了全都是谣言。’司机分外气愤地说，‘他们把我给弄惨了，我是把手里的股票全部给抛了准备逃命，海啸却不知在哪个鬼地方睡觉呢。’
他接着破口大骂起政府来：‘星象师骗人虽然可恶，但还可以原谅，他们也是混口饭吃。但我想不到政府那一帮投机份子也帮着骗人！我的家当可是白丢了！’
我们也是难以理解——大大小小的车辆向我们开来。其中有大众，有阿尔发-罗密欧，有漂亮的沃尔沃。我头一次在一条路上看见怎么多的汽车。大概全城的四轮代步工具都已经开出来了。不管是停车场里的，还是在加油站加油的，甚至在修理厂给车身打蜡的，统统被开了出来。我头一次见识到文明这东西在某种力量前显得不堪一击。
因为车子太多了，我们在路上调不过头来。我们被卡在中间，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携妻带子地狼狈地逃往城市里。
我看着我家的那辆破丰田，心里有点失落。陡然一辆警车从我们旁边驶过，接着洒水车也开了过去。我突然开心起来。我觉得对于一次性的逃难来说，开詹姆斯`邦德的车也好，开总统轿车也好，和开那辆从二手市场买来的丰田的我们在本质来讲是一致的。”
“对故乡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原问，“哪怕是对‘故乡’这一词。”
“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就是使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现实。我很早以前就觉得：彼处生活未必不如此处生活。就这样我很早超脱了对故乡这一幻想。”
“可你还是留了下来，海啸也没能吓跑你。”
“我非留不可。因为我一无本事，二无来历——恐怕到了另一个城市也一样的无能。这样除了增加我的痛苦，还能有什么？所以我下定决心：在下一次的海啸到来之前，我不考虑离开。于是，我便老老实实地在这里生活至今，不能动弹。”
“那你怎么还活得这么悲观哟。”
我无言以对。
原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基于你现在的情况，我怀疑你患上了‘故乡恐怖’。”
“‘故乡恐怖’，好奇怪的名词。”
原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这是精神病的一种。故乡恐怖和一些常见的恐怖症没什么两样。”
“比如？”
“比如吃西红柿引起恐怖，恐高，对婚前性行为感到害怕。”
她接着说：“前些日子我一直在查资料，看你的病有没有先例。但是我查不到关于这病的资料，只是在一些文献上顺便地提带了一下，而且是停留在初步的研究阶段。我还打电话给我大学的导师，探讨你的病情。我的导师也认为你的病不普通，当然也不能用普通的方法来诊治。”
“那么，请你告诉我这病治愈的希望有多少？”
她严肃起来：“说的保守一些，心理疾病一旦形成，治愈的难度是不小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我相信会有好结果，即使我们不能治愈它，也可以控制它不往更坏的地方发展。”
“那岂不如中奖游戏，听天由命？”我急切起来。
原深邃的眼睛中的阴翳迅速扩散开来。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病是急不来的啊，我真的希望你能明白。”
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异常干燥，里面似乎从来没有晶莹的物质存在过。
我不禁怀疑它们是不是刚从沙漠中旅行回来。
我渴望破解她眼中的秘密。
“原谅我。”我说。
她微笑了。
“把你的生活告诉我，我好对照你的病情给你诊疗。”她说。
“全部？”
“全部！”
我告诉了她我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病态的吸烟，如何病态地喝酒，以及满脑子的怪想法。
她若有所思。
“也许‘故乡’的概念在你的脑子里已经物化了，它在你心中的某种位置已经坍塌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故乡’这一概念以及它所处的地位重新加以评估。这是我现在只能开给你的处方，能否有效就看你的了。”
“怎么说？”
她站起身子，望着天边外。“你做个选择吧。一是离开这里到别处生活；二是你老实地呆在这里，再也不提离开，当然——这需要你付出常人难以相信和想象的忍耐力，这就不是治疗不治疗的问题了，而是你去适应这病，把它接纳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还有没有第三种选择？老实说，这两个答案都不能让我轻松地接纳。”
“二选一你都选不了，再加一个你就更难了。”原说，“我告诉你，没有第三种选择的。这世界的事物本来就不存在第三状态。你留下来，治愈的难度会加大；你远离这里，很有可能顺利痊愈。”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去则生，留则死，不去不留则不生不死？”
“可以这样认为。”太阳照在她脸上，反映着一种金属光泽。
好残酷的“故乡恐怖”，我开始犯难了，我实在是难以抉择。
我说：“我不是不想离开，我希望活出另外一个自己。毕竟人生苦短，我没有几个十八岁的。但是我一想到外面的大千世界错综复杂，我得考虑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在那里如鱼得水应付自如，这一点我很难确定。”
“另外，我对这里还有留恋：一是我不想坐着破丰田离开，二是我还想等待一个人。”
“一个人？”原表现得很惊讶。
我说了我在学校遇见她的经过。
她不以为然。“不过是一个下午遇见的一个陌生人，不必太当真了。你还有未来，未来你会有更多的下午，遇见更多的陌生人。相信我。”
“但是，”我说，“我知道一个事实，如果没有那个下午的那次相遇，我在故乡的生活会更加的索然无味，我身上的病可能更加不可收拾。”
原笑了：“好，我收回刚才的话。咦，你还挺重情义的嘛。”
“我相信一个人是为遇见另一个人而出生的，你相信？”
“也许。”原说。
“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找她？”原又说。
“找了，但是找不到。”
“是啊，城市那么大。”她叹息了一下。“你确认她也喜欢你？”
“我没考虑那么多，再说，我也理解不好这个年龄的女孩的心思。不过，我认为她对我确实有某种可称其为‘好感’的东西。”
原沉默了。
“你相信概率论么？”
她摇摇头。“生活中根本不需要那种东西，那是给科学家作报告用的。对了，你怎么问起这个傻问题来？”
我知趣地岔开了话题。
“火星是怎么一回事？”我问原。
“只是一个单纯的梦罢了。”原笑。
“不，这已经不是一个梦了，”我说，“我一直都做着，无时无刻。你知道吗，我就像个小孩子，玩一个我永远也玩不完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梦的游戏。”
她看着我。“你真想知道此中的奥妙？”
“我希望知道游戏的意义，否则我便玩不下去。”
“我认为火星象征你生命的另一个方向——你一直都想逃避的那个方向。于是它便化成夜梦潜入你的梦境。
‘火星第二共和国’的人没有思想感情，通通都没有，只有一颗冷酷的心，另外还带着一个不知所谓的头衔。由于进化，你不会去做有益的事，因为一旦做了便成了反熵过程，实在是有违进化的路线。你能做的知识等待，等待，或者靠堆金字塔和破无聊的记录来维持生的意义。你还不如死了呢，但是进化中间你丧失了死亡，也就是说你连最后的解脱方式都丧失了。你能做的只是等二十五万年过去。
饶是如此，苦捱二十五万年的结局就是去火星。火星那里有什么？是高度发达的文明还是跟‘火星第二共和国’如出一辄的红色沙漠？没有人告诉你，也应该没有人会知晓。
因为火星人在不断地进化，如果他们进化到连宇宙和支撑它存在的原理都无法羁绊的地步，为了寻找维持进化所需的能力他们最后的行动可能不外乎是他们又得到处去开辟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进化到顶峰之时也就是走向毁灭之日。
那本来就是一个荒诞的梦啊，所以我希望你忽略掉它。”
“忽略不掉的。”我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它只是你人生的另一个方向罢了。”原说。
“我想我没有你那样洒脱。”
“你是因为不能接受长达二十五万年的等待才痛恨那个梦的吧，我知道你一定可以从中解脱。”
“我会尽力的，”我说，“另外，谢谢你的预言。你真的帮助了我很多。”
“我宁愿不要预言——或者说我只是在今天我还能给你预言，”原叹息，“明天说不定我就劝你改变主意，去火星其实也不差的。”
“为什么这么说。”
“在我人生中也有很多的方向等待我去确定。今天我活得洒脱，可能明天我就会狼狈度日。今天心理医生是我，‘我’不是我；明天可能就换了，换成了‘我’是我，而心理医生不是我。你懂吗？”
“不懂。”我说了实话。
她神秘地笑了。“因为风向改变的缘故。”她说。
“火星到底象征着什么？”我问。
“基本说来，火星只是个荒谬的存在。这存在一直拷问着你的内心。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解释这个梦和‘星期几紊乱’，‘故乡恐怖’有什么必然而然的联系。不过请你放心，做梦只是暂时性的活动，你还不至于到无法生活的地步。另外我奉劝你，要顺其自然，不去想血腥的进化论，不去想火星第二共和国，不去想遥远的二十五万年，我相信你的生活会走上正轨。西，打起精神来！我们有的是时间来忘却这个梦，况且火星离地球远着呢，只要他们重来地球也还有二十五万年呢，是不是，呃？”
“准确说来，还有二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年又三百零八天。”
原苦笑了。“算了，跟你说话让我很累，不谈这个了，”她看了看手表，“噢，快到十二点了，吃饭去吧。”
“乐意奉陪。”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没忘？”
“忘不了，”我说，“除非我到了火星，否则之前我还是会记得吃饭以及欠你的饭帐。”
我们出了公园，到了一家小餐馆。原要了沙拉，我叫了咖喱饭。
在等菜的时间里，原饶又兴致地用手指敲着桌面，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我则两眼死死盯着餐馆的门，看着进出的人们。
不知过了多久，原推着我的胳膊，“想什么？”她问。
“我在想在太空的十二点。”
“什么？”
“想想宇航员怎么吃完中午饭，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又是怎样在无重力状态下进行排泄。”
原愕然：“吃饭前你就想这个？”
“开玩笑的，”我正经起来，“我刚才在数进出餐馆的人们。”
“数完了？”
“是，有五十九个人进来过，有四十八个人出去过，有十个人坐着没动，当然包括我们俩。其中男的三十个，女的二十七个，老人十六个，中年人十三个，另外有两个孩子。青年男女三十，当然有包括我们。”
“中间你可发现了性变态或同性恋？”
“这个我倒没注意，”我说，“等下次吧，下次好好注意。”
原有点忿忿然，“你是拿无聊当有趣么？”
“这些年我养成了习惯，如果我不认真地观察生活，生活的真实性就无法得到我的认可。这是个难事，特别是对脑袋本来就不灵光的我来说。”
“你的习惯真不好让人恭维你这个脑袋用来想这个，不做怪梦才真的是怪嘞。”原打趣道。
“刚才有没有听到我敲的那首歌？”她问。
“没有。”
“可惜。”
“是可惜，”我说，“我下回注意听。”
“真的是可惜，告诉你，那首歌我忘了很久了，刚才却突然记了起来。”
“你们心理医生也有头脑不好的时候？”我惊讶地问。
“是人都有的，”原又重复道，“是个人都有。”
“这也是秩序么？”
“可以这么说，你原谅我一下好了，秩序的第一条不是要我们互相承认对方的缺陷么。你又忘了？”
“忘不了的。外表混乱但在本质上又混乱的房子，秩序，荞麦面，女医生，那个场景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记忆在某些时刻出奇地好，哦，你刚才敲的“一闪一闪小星星”的节奏我都记了个大致不差——你敲得是不错，只是在结尾的部分有些紊乱。”
原呆了一秒钟，后来笑得前仰后合，再后来干脆趴在桌上哈哈大笑。许久她才抬头说：“我头一次觉得自己有被愚弄的感觉，你真的是个古怪人物。”
“是吗？”
这时服务员终于上了饭菜。我们边吃边聊。
“你可是有点恶毒咧。”她说。
我扒了一口饭，用劲嚼碎吞了下去。
“恶毒？怎么说？”
“别误解，我所说的恶毒指的是你说话的方式方法。很特别，不但我习惯不了，我相信大多数人也习惯不了。”
“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反正我是个人，是人都得生活。生活作为一种终极目的，我根本不去考虑别人的看法或眼光----否则我会活得不像自己，只会像个小丑。原，你可曾了解小丑的感觉？”
“你说说看。”
“如果人活得像个小丑一样，他只能根据观众笑的次数和程度来决定下个时间段的表演项目，也就是说他得靠观众的评价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如果是这样，终究他一辈子注定当个小丑，永远也登不上大雅之堂。”
原点头。“也许你认为的小丑的价值观是如此。但是你想过没有，人生活在社会里，社会的复杂程度你根本无法想象。有时候人就得在别人的眼皮底下讨生活，甚至有些时候还要看着别人的脸色行事。如果你没有这一社会性作支撑，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鲁宾逊最后还不得回英国么？”
“你是说，像我这样的人只能去火星生活咯。”
“不要总提火星火星，你老是惦记着那个，晚上不做梦才怪呢。”
“你的话让我难以理解。”我说。
“西，有些事你必须得明白。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什么是无论到了那种地步都不能放弃的。我打个比方：假如一条船要沉了，只有你和一个船长在船上，你该怎么办——现实情况是这条船得减轻负重才不会沉没。扔来扔去船上没有什么东西可扔了，可是船还是止不住地下沉。你发现船上有两个东西最重。一是船长，他有一百零五公斤，的确是重了些，二是你带来的保险柜，也重一百零五公斤，里面是金条，钞票。这时你得作出抉择。”
“罢了吧，又是抉择。”
她严肃地说：“你必须得作抉择。如果不作是死路，船要沉了啊。”
我没有应声。
她继续开导我。“你把船长给弄下去的确可以减重，但是你没有了船长谁来开船，明摆着还是死路一条；如果你把保险柜扔了，虽然你马上会变成穷光蛋，但是你起码可以活下来。”
我可怜的船长和保险柜。
“你怎么办？”她有些咄咄逼人，“你如果不想当淹死鬼的话你怎么办？”
“不怎么办，不想当杀人凶手也不想当穷光蛋。干脆我自己把自己扔下去得了，”我说，“这样对船长和保险柜都能保住。”
“你说笑吧。”她好不惊异。
“是说笑。”
“看来你是糊涂蛋。”
“我很不擅长选择，”我说，“小时候的毛病，读书的时候选择题从来都做不好。”
“有时生活就是这样，你什么都要考虑，什么都要选择，这是个原则。”
“原则总是让人为难。”
“是，但是你知道吗——原则之所以是原则，是因为它的有用，并不是因为它不可更改。”
“那我下回会好好考虑船长和保险柜的关系的。”
“你真的理解了？”
“除了可怜的船长和保险柜，我想其余的我都理解个差不多了。”
“原谅我扯太多了，但是我只是让你能正视现实，能对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
“你让我清醒了不少，毕竟我是在一条快沉的船上逃生。”
我们接着吃我们的饭。这期间原时不时地快速瞄我一眼，感觉就像一只疲惫的袋鼠匆忙地跳过一只在沼泽中挣扎的吸尘器。
饭吃完后，服务员慢慢地挪将过来，撤掉了盘子。我们各要了一杯咖啡。
我们等那杯咖啡用了十分钟。我想着我自身的问题，脑袋中的思绪如在山丘上滚下来的雪球般快速而不可控制。
“但是，又有什么用呢，”我想，“我现在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我就是把一个问题翻来覆去地思考上一万遍，还不如轻描淡写地把它忘掉。我需要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论证方式。”
我看了一下也在沉思的女医生，她才是个适应性的结构——我想。
“到底什么定义为所得或所失的？”我艰难地问原。
“为什么问我？”
“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只能让你告诉我。”
“所得不是现在所得，所失也不是现在所失。主要要看给将来造成怎样的影响，当然，影响有好有坏。”
“可否举例？”
原想了一下，四处打量了一阵，这才压低了声音说：“比如今天这个餐馆。我们吃完了就得付帐，这应该可以算是他们所得的我们所失的吧。可是你不觉得我们老是要等来等去？他们的服务太慢了。要老是这样下去，老是这几个半死不活的厨子，服务员折腾，将来肯定逃不了关门大吉的命运——我们可有好戏看了，这就是我们所得的他们所失的，真正意义上的所得所失。”
“这我明白，”我说，“也就是说，这样的餐馆只配在奴隶社会上存在。据我所知，古罗马的贵妇人为了弄个卷发常常花去一整天的时间。”
我们不约而同低看了一眼在墙角吹口哨摆弄着萨克斯的服务员，看来他根本没有替我们弄咖啡的打算。
“但愿奴隶社会也有萨克斯给他吹。”原说。
“算了，我们还是走吧，根本不值得花太多的时间等两杯来也是冷冰冰的咖啡。”
我们起身离座。
我在桌上放下了饭跟咖啡钱（这是我们所失他们所得的），与原一道走了出去（我所得的他们所失的）。



也许我该好好看看这个城市，我整整住了十八年的城市。十八年来，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这儿过活，却染上许多无谓的怪病，迷惘只是其中的一种。
谁在迷惘？我在，你在，我所认识的许多人也在，我们都逃不掉这个阴潭而在其中沉沦。
迷惘——一言以蔽之——这是长大的缘故，因为成人而伴随来的附属物，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好在不是人生的全部。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一时间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该作何抉择。抉择意味着先得考虑周详。去与留，生与死，得与失，都可以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而我不擅长这项活动。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生发剂的广告。“此品使用过后可使任何颜色，任何发质，任何长短，任何粗细的头发全部变黑——先天性的秃头和本来就是黑发的人士则除外。”这真可谓是言简意赅，考虑周详。我试图找到那个写广告词的人，等我费尽心计地找到他时，他已经作了广告公司的经理。这就是天才的一次小小的尝试，他让人无不产生心悦诚服之感——即使你根本就不知道生发剂为何物。
可以的话，我想给自己的过去做个总结。总结什么呢，我想应该至少把自身给包含进去。比如自己有没有虫牙，左眼的视力是多少，鼻孔是不是露出鼻毛来，在十六岁以前是不是偷偷吸过烟，是否诋毁过别人，跟女孩是不是上过床，和妈妈是不是撒过谎。
要到什么都不放过的地步，这才是考虑周详的第一步。
我还要为将来作个计划。计划这东西显然有用，精确而有方向感。务必把计划做到和美国的量刑标准一样的地步。我亲眼见到过一个美国佬对他们国家的法律洋洋得意：“在我的国家里，法律明明白白——就像看跳脱衣舞的女郎。”
让所发生的事件和露出来的肚脐或乳房一样让人一目了然，这应该是考虑周详的第二步。
综上所述我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张过期的一览表，上面只是时间的简单排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看来我是做不来考虑周详的了。这世界上把考虑周详做得出类拔萃的，林风格是一个，也许是仅有的一个。
林风格是那种你不给他“作家”的称谓他就会跟你拼命的一个人。
林风格也是那种你跟他一起证明同一件事物你就会觉得自己理屈词穷而他觉得理直气壮的一个人。
对于他的小说，他力争把其中人物的命运描写得精确无比。比如何时何地不思进取啊，何时何地学习性交啊，何时何地进养老院啊，何时何地死去。小说写得不禁让人击节赞叹，不为别的，只为小说里时间罗列的准确性。相比而言，那个做黑发剂广告的是小巫见大巫了。
要是人们都像林风格一样考虑周详该有多好。这样的话，许多人就不会不明不白地死去，精通天文的巴比伦也不会亡国，非洲也不会闹旱灾，不过，这是提外话了。
好吧，我试试看，看能不能考虑周详。聪明人（林风格）的做法固然可取，但终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能达到的。显而易见，我在故乡生活了十八年，对这里的风物还算了解，对自己还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对故乡的人们还算有个大致了解。有了这些原始材料，够我写半张一览表的吧，我想。
写完一览表我又该怎么办，这是个问题。我还是得做抉择。抉择意味着承担风险和责任。我想现在的自己还尚未拥有可以承受可以消解这种变革给身心所带来的冲击的能力。如果我无法顺利接纳这种力，我说不定会粉身碎骨。
生活是件难事，而且是件苦差事，这是我经常想到的。
想到这里，我对脚下的乡土又多了一分迷离感。
其实，在我心里，故乡生活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起码也有打动我的地方。那个无名的女孩给我带来的震撼持续到今，那个下午的时光也从未磨灭。我坚信这种震撼是终身性的，一但获得就无法丢弃。
我满脑子都回荡着她的音容。一开始还带着强烈的快感，后来屡寻芳踪不得则慢慢转变成一种切肤之痛。是一种感觉不到痛却在漂浮在血液内弥漫着冰凉的金属气息的一种感觉。
为了拯救自己，我试图遗忘。
但是这样做根本不行，她好像已经进入了我的身体，我难以抗拒对她的回忆。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在找寻她。哦，如果上天知道我们的故事的话，请务必保佑她，保佑她别忘了我。



一天清早我被电话所吵醒。我闷闷不乐地接了电话。
“谁？”
“是我，原。”
“没在洗澡？”她又问。
“没有，我在睡觉。”
“来一趟好么，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没等我应声，她便挂上了电话。
到了原的诊所，她笑眯眯地提议道去租车开着玩。
“租什么车嘛，天天所见的都是同样的风景。”
“别扫兴，我还没同你出去过玩呢，可否赏脸？”
无奈，仍旧睡眼朦胧的我只得答应。
我们租了一辆吉普车。
原跟我跳上车。“车你来开？”原问。
“我不开。”
“不会开还是开得不够好？”
“不会。”
“按理来说你们男的都应该会开车的呀。”
“这是两码事。你那是按理说来，到了我这里就成了按现实说来。现实是——我真的不会开车。”
“两码事？”原说，“我所认识的男的十个有九个会开车，剩下的一个是个赛车手，因为在公路上经常开快车，所以他被限制上公路。”
“我不是你想象中的男人。”我说。
“算了，看我来开吧。”原说罢发动起车。
“怎么走？”原问。
“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反正一切尽在你的掌握中，你是秩序的执行者嘛。”
“那我就尽情发挥了。”
原提高车速向城市之外驶去。车窗外不断掠过巨大的灯箱广告，电线杆，楼房。
原不无自豪地说：“小时候看美国电影来着。那里面只要一有战争，就有主人公驾着改造的敞棚吉普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场狂飙。送信啊，运伤员啊，修理电话线啊，报道战争的残酷啊什么都干，无所不能。如果运气好的话，他还会遇到个漂亮的敌国女人，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而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时，好生心驰神往。我觉得要是我有一天也能潇洒地开着吉普车没命地在战场狂奔，那感觉该有多好！我现在就挺怀念那样的年代的。”
“那还算哪门子的战争！”
“怎么说？”
“作爱的镜头比枪炮齐鸣硝烟弥漫的场面还多，那样的战争还有进行的必要吗？”
“瞧你说的，”她叹了口气，“不想跟你讨论，因为我离那样的梦想太远了。你看我如今的下场，开着破烂得不成样子的吉普在一条小得在街前放个屁也会在街尾闻到的街上爬着爬着，特别头疼的是和旁边坐着的一个压根不理解战争为何物的男人讨论战争，这还不够惨么！”
“能原谅我？”
“我尽力而为。”她显出沧桑的神色，“惟独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我的吉普车之梦也去得太快了些！”
我安慰性地拍了拍她的手背。
她说：“你能帮我个忙吗？”
“我尽力而为。”我说。
“我想重温我的吉普梦来着，西，你让我闭上眼睛，扔掉方向盘，踩定油门，往前一直冲。这时我什么都可以忘，我什么都可以不想，我就沉浸在我的梦境里。”
“你是想睡觉？”
“我只是想做个梦，”原说，“这是我从我的吉普车战争电影里学来的。”
“你是不是疯了，我们现在是在城里面，不是在方圆几百公里都是无人区的沙漠。告诉我，你真的是心理医生？”
“如假包换，我，有行医执照的。”
“可我现在却想为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理医生找一个名正言顺的心理医生。”
“西，求你了。你让我圆个梦好吗，我只想把握这一次。”
我想了几秒钟。我点点头。
“你相信我？”
“我相信秩序，”我笑着说说，“你是我的心理医生，我是你的病人。医生要病人做某某事，病人没有理由不去做。”
“你是个好人，”原微笑，“也是个好病人。”
“但愿。”
奇怪的是原接下来却没进入她自己编织的梦境中。她一直规规矩矩地开车，该慢时则慢，该快时则快。
我没有问她。我知道她不会给我理由。
两人沉默了许久。
原打开了音响，里面流淌出舒伯特的钢琴曲。听着恬淡的音乐，我的身体渐渐松弛下来，此时我感觉有些疲惫，于是我点起了一根烟。
“喂，你不会怪我吧，”原突然问，“刚才？”
“我不介意的，只要我还能顺利地呼吸，还能畅快地吸烟，一句话，只要我还在活着----我就不会介意别人的种种行径。毕竟去恨一个人也是蛮麻烦的事情。”
“这就好，”原笑眯眯地说，“对了，最近有没有做关于‘火星第二共和国’的梦？”
“做是做的，不过我感觉心情好多了，以前一做梦心里痛苦到不行。”
“现在你感觉这城市如何？还是讨厌它？”
“现在不像以前对它恨之入骨，”我说，“当然也不表示我开始喜欢上了它，我现在对它缺乏起码的感觉，我觉得我眼下是在一个以前从来没到过的城市生活，既然这是个陌生的地方，在未熟悉之前谈喜欢或讨厌都是言之太早的事情。”
“唔，这不是问题。我相信你会慢慢适应的，毕竟你在朝好的方面发展。”
“是吗？”
“是的。”
她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我先得提醒你，你必须做个选择。选择有两种，恰比事物的两面性。选择一，你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别处过活，这意味着你重新开始，复杂是复杂了点，但并不困难；选择二，你继续留下来，正视现实，把其他与现实无关的东西全扔掉，过规矩的生活。这看起来简简单单，但是对你来说困难重重。”
“是不是最终归结到得与失的问题？”我问得很盲目。
原却点了头，“我知道你一定做不了决定的。那么我给你时间，让你充分适应这病，为将来顺利治‘故乡恐怖’打个基础。其实也不算是治好，不过是顺应它的存在。”
“能类比一下么，”我说，“最近的脑子混乱到了极点，你不以现实的方式显示在我面前我是不会明白的。”
“好啊，我打个比方。比方什么呢，”原放慢车速，看来她进入了沉思，“对了，就以现在来比喻好了，比方我现在把车开得飞快，肯定是要被交通警察给拦下来的吧。”
“运气好的缴点罚款，运气不好你的车就没了。”
原接过话茬，“但是如果我在高速公路上开呢，我开得慢悠悠，后面挂了一长串的车子——说不定也是个同样下场，说不定下场更惨。运气好就去上交通教育课，运气不好就罚打扫公共车站。这是什么道理？”
“安全性，”我说，“因为行为跟目的不同。”
“不，你说的不完全。开快车是有危险，开慢车同样有危险，在某种情况下。人们老喜欢把一切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为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所以就得牺牲一定的自由。。否则每天不是清理车祸现场就是维修车祸损坏的路面，那还得了？这是考虑周详的缘故。”
我想，够了够了，又是考虑周详，人们得精打细算到什么程度呢。
原说：“治疗你的病也是如此。我得考虑安全区和危险范围孰大孰小。如果你的病只在一定范围内发作，我们大可以不去管它，‘故乡恐怖’毕竟不像癌症已经到了非救不可的地步，在大部分的情况我们可以泰然处之。”
“你倒考虑得蛮周详。”
“承蒙夸奖。”
“那我何必找上你，我何必治我的病，我自己在被窝里大哭一场不就得了？”
原仿佛没听出我揶揄的语气，“那是我不知道你心里的承受能力。这病本来就不稳定，我无法确定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去，所以我只能提供这样一个治疗方案：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你不会为你治疗，我会让你自己诊治。你照样生活，你爱不爱穿西装随你的便，你洗澡说听不听电话也全由你，我乐得无事一身轻。”
“但如果我到了你控制不了的地步呢？”
原笑了，她不停地摁着喇叭。“那样的话我也没办法。不过我可以教你一招，你首先得学会掩饰。”
“掩饰？为什么？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为什么，掩饰就是掩饰，没其他的好讲的。你就得掩饰你的病情，让人乍看上去觉得你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样你就比较容易在社会上立足。你想想，也许这个城市有很多像你一样忍受着疾病的煎熬的人吧，如果他们不掩饰，精神病院就可能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了。”
“你这个理论新鲜是新鲜，不过我不擅长撒谎。”
“谁教你撒谎来着，我说的仅仅是掩饰。把内心的惶恐和不安藏到心最深最深的里面去，永远也不要让人看出来，自己躲在被窝里流泪总比坐在女人开的吉普车上流泪要好吧。”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打落牙齿往肚里咽咯？”
她笑得极其开心，“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许多人运用掩饰这一手段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好象没了掩饰就不能活，这一点我也是自叹不如。我希望你能学会掩饰，不过也是要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掩饰太过可能就成了虚伪。你知道么？”
“我照做就是。”我说。
“好的。给你一个光明的可见的未来好么——你在我的配合和我的治疗下，这种病是可以适应到和感冒一样普通无比的程度的。你怎样对付感冒，就怎样对付‘故乡恐怖’。”
“你的意思在指‘故乡恐怖’是终身性的，一旦获得就无法丢弃，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平常化？”
“不能说你说的全对，也不能说你说的全不对，”原狡黠地眨着眼睛，“我可不敢说你的病是从你娘胎里带出来的，那样的话对你母亲的声誉不好。”
“也好，”我说，“只要你能帮助我可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我就非常满意了，我不奢求更多的了。”
“谢我的话就让我重新体验一下我的吉普车之梦吧。”她打趣道。
“你还提，老是惦记着这个怎么得了？”
“我是开玩笑的嘛，瞧你，我不是教你掩饰的吗，你本来应该故做平静的。”
“我尽力吧，以后——再有难度的东西我也掩饰给你看，这不就得了。”
之后我们相继陷入沉默中。我对不确切的未来思考良久。原大嚼特嚼起了槟榔果，车内充斥着槟榔果的强烈气味。闻到这种气味我陡生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从我心里潜伏已久的一个关于性别的命题：槟榔果应该是给男人咀嚼的，‚女人不应该咀嚼槟榔果。
原身上的男性光辉又加深了，我是否应该把她当我的兄长来对待呢。
不知不觉中原把车开到了郊区。郊区显然比城市僻静了不少。我都听到了鸟叫和虫鸣。
车开过低矮的房屋，我打开了车窗，房前的小花园送来花卉的芬芳，我不由得生出惬意之感。
“西，你在想什么啊？”原打断了我的思绪。
“没想什么。”
“怎么你老是魂游天外似的，这样对你的病可没什么好的。”
“没啊。”我打了一个哈欠。
“看来就你这样的人，仅仅掩饰是不够的，你还得学会观察。”
“我可不擅长偷窥。”
“谁叫你偷窥来着，观察是冷静地看生活，从而跳出生活的狭小圈子来处理生活。打个比方，你从没有认真地观察这个城市，没有深入它的本质中去，突然产生恐怖感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该怎么观察？”
“你什么都得观察，从后背上的口子到走过你面前的风骚女人的乳房；从纸币上的号码到你阴茎的长度；从牛的反刍到发电机的内部结构，你通通观察一遍。这样岂不快哉？当然，和掩饰一样也要在一定的允许范围内进行，要不然你到女厕所观察一番去，要被发现了势必会被拖出来打的。”
“我好像懂了一点，又好像根本就不懂。”
“不懂不要紧的，只要照我的话去做，观察加掩饰，就行了。观察加掩饰可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备的技能之一，要治疗‘故乡恐怖’，这也是必需的。”
我又一次地陷入沉思中。原依旧嚼槟榔。
车内弥漫着食性。
我是被捕食者，原是我的捕食者。我们就像硬生生被分离的肢体和关节。“在也合不到一起了。”我在心里这样说。
“迷惘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原突然问，“你可曾知道？”
我被这个突兀的问题吓了一跳。我于是思考了一分钟，“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的迷惘是否就是你所理解中的迷惘。”
“迷惘也因人而异？”
“是，就美国总统而言，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迷惘应该是不一样的。”
“你的呢？”
“我的迷惘是因为我永远在寻求一种什么东西，但是我可能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东西，当然也不可能让我寻求到——这是由分类法决定的，好比一张字母表，你寻求的是A，就应该知道A在哪——哪一排，哪一行，区域简单明了。但是你寻求的不知道是A还是B，是X还是Y，或者连是不是字母都谈不好，这就困难了。”
“关于迷惘，你有你的迷惘，我有我的迷惘，你可想听我的？”
“你说。”
“我也说不好，但是我给我的迷惘下了一个绝妙的定义。”
“但说无妨。”
“迷惘是指一个让目不识丁的在一副拉丁文的世界地图上顺利找到梵帝冈。世界那么大，一个硬币大小的梵帝冈找起来可真是够呛，再说那个人恐怕连梵帝冈和景阳冈两者都分不清。你不是老是提你的概论的么，说一下，可能性是多大？”
“是概率论。”我说。
“sorry，到底是多大？”
“可能性微乎其微。”
“是啊，”原叹了口气，“微乎其微的可能性，这就是迷惘。”
“没有解决办法？”
“要找到梵帝冈，首先就得在上面找到欧洲；再拿一副欧洲的地图来在上面找到意大利；再找一副意大利的地图，在那上面找到罗马市；再找一副罗马市的地图，梵帝冈就赫赫在目——就在那上面的老城西北角。这就是克服迷惘的办法。”
我说：“再这样找下去，可能连梵帝冈教皇使用的厕所的马桶盖都找得到。实在是佩服您的耐心。”
“是么。”
“是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罢了，”她脸色苍白了一下，“去找到梵帝冈所在----如果真的要我去做那样的事，我可能就疯了。”
“所以你才迷惘。”我说。
“连迷惘过了都不去试图挽回的人才是真正迷惘的人。”我说。
“这一点就证明你比我迷惘得要深。”我说。
“谁说不是呢。”原只是笑。
此后我们再次陷入沉默。
那是一种永无交流的沉默。
像一块沉没的大陆遗失海底。
我早就知道结局是如此，原也是知道的。
我的头颅再度逃向窗外。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已经驶离了郊区，进入了乡村。
远处就是起伏的群山。近处可以看到稻田，还有长满芥菜的菜地。乡间的小路上，一个小男孩坐在地上唱着我们怎么听也听不懂但是怎么听也听不厌的童谣。原把车停了，我们仔细地谛听他的歌声。在那里我寻找到了永生，原说她寻到了永世。
他唱完后，我们给他鼓起掌来。那小孩发现了我们，结果红着脸跑开了。他的赤脚打在泥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野蜂从山那边，应该是山的那边涌了过来，成群结队，嗡嗡作响。它们飞过我们的吉普车，又如一阵黑雾似的飘向那边的田野。业已荒芜的田野里到处是野花，它们在那里可作多时的停留呢？
毕竟是夏天了。
我把头伸出车外，望着天空。天空一碧如洗，宛若空旷的平静湖泊。这时我想起了那个女孩。
她有一个祖母遗训。
大意是望着天空过久就会流泪。原因是什么她没告诉我，恐怕她的祖母也没告诉过她。
的确，我现在看着天空，只想平静地哭出来。我不想让人看见，不想人听见，我只哭给自己看，哭给自己听。
我看着原，她也望着远处的群山发呆。微风吹过来，撩起几缕额头上的短发。此时她在想什么我无从得知。
远处树林郁郁葱葱如同绿色的火焰。野蜂聚集的田野，黄色的油菜地，长有白色野百合的小路----这些景象不知怎的在我心里层层地叠加起来，一层又一层。我的心是像古老的密纹唱片有着温柔触感。
我有多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了呢？很久很久吧。也许我根本就不曾拥有过这样的美。
还是得回到现实世界，我想。为了从这样的情景中醒来，我按响了喇叭。
我醒了，原也醒了。她醒来上便靠着车座做了个深呼吸。
我问她：“想什么呢？”
她说：“没什么，只是想到了过去的日子，一时间有些伤感罢了。我的家乡也有这样的夏天，也有这么美的景色。”
“我想问你个问题，”我说。
“请。”她点头。
“原，你呢，你从哪里来？我怎么从没见你提起你的故乡。”
原停下了车，看着我。
“为什么这样问？”
“老早就想问的，但是我生怕你拒绝回答，今天你既然提了你的家乡，我不能错过机会。”我说。
“我嘛，有家乡的。”
“任何人都有家乡，”我说，“不奇怪。”
“我十几年没回去了，”她说，“还不奇怪？”
“家乡有亲戚有朋友的吧，怎么这么久没回去？”
她闭上了眼睛，接着用手指轻轻地按着太阳穴，“因为病的缘故。”
“病？”
“‘故乡恐怖’。”
“‘故乡恐怖’？”
“是。”
“你对我来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我现在只能这么说。”
“十八岁的冬天得上的病，跟你一样对家乡痛恨到不行，甚至产生了轻生之念。我也看了心理医生，结果他们都束手无策。我很痛苦，于是我决定自我诊治。于是我艰难地上了大学。于是学了心理专业。但是我治疗不了我的病，我的自我诊治就像丢出去的飞回器一样又回到我原来的身上。于是我无奈地作出了抉择。于是我离开家乡到了这里。结果我独自一人呆在这个地方，没回去过。”
“怎么不试图回去？这恐怕是有可能的吧，只要你愿意。”
“完全不行，我身上的‘故乡恐怖’已经根深蒂固了，一回去心理防线势必又要重建，我不想再过痛苦的日子了。”
“你就像个悲剧。”
“哦，你希望我变成个喜剧，是不是？”
“没有，”我说，“那是奢望。我只希望你成个正剧，悲喜交加总比痛苦得一塌糊涂要好。”
“不要担心，”原颇为自信地笑了笑，“我在这里过得其实不错的，天气晴朗，衣食无忧，身体健康，性爱充分。再说，有个人肯陪我开吉普，肯陪我到处乱窜，肯陪我吹牛皮扯淡，我很满意了。”
“再来个现实问题：你不是说用掩饰加观察就可以适应‘故乡恐怖’到如感冒般普通的地步的么，怎么在你身上却不见效？”
“那应该在可控制的范围，我连自己都控制不了，怎么谈掩饰和观察？就算我能控制自己，我也不具备掩饰观察的能力----从过去到现在，我都没有。”
我点点头。
我握住了她的手，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握她的手。她的手温暖而又带一点不认真感受就感受不出来的冰凉，可能她身上的温度随着岁月的流逝正在流失中。
“我想我是交上了好运。”我说。
“什么？”
“一个是病人的病人，和一个是当医生的病人，两个人打起了莫须有的交道来，不是好运又是什么。”
原笑了，她笑的时候很动人。
她已经不是大嚼槟榔时那个让人忽略女性气息的那个人了。
她现在很美。
“不过，”她望着我，真挚地说，“我只想通过我的经历告诉你，要赶快作个抉择啊，赶快把病弄好，赶学会生活。不然的话，你就只能跟我坐在这个破车里对着夏天的美景长嘘短叹了。”
“一定。”我说。
“想再呆一会儿？”
“不了，我怕我们呆太久不想走了。”
“说实在的，刚才那个小孩子唱的歌可真好听。你会唱么？”
“不会。”
“可惜了。”
“是很可惜，”我叹了口气，“从前没学会，今后势必更学不会了。”
“是么。”原发动车子，她突然对我神秘地一下，“想不想来个成功的旅行？反正我们现在离城市也很远了，我们离开那个完蛋了的城市吧。这也可以算是你远离故乡的处女作。”
“不了，我还想回去看汽车拉力赛的转播呢。”
“下一次的海啸来还不知是猴年还是马月呢，你这么胆小，算什么男人！这也算不上积极的治疗态度吧。”
针对原的抗议，我沉默不语。我只是看着她。我正在尝试使用掩饰和观察的方法，这是我积极的治疗态度。
原调转了车头。



如果有人问我在故乡有没有感到过愤怒。我会说还不至于。愤怒是什么——是西班牙公牛一再被外国斗牛士戏弄的真实写照——假如公牛也有情感的话。葡萄牙公牛肯定也不会感受到愤怒，它们都是良好的有教养的动物，原因是它们不会被杀，不会做成牛肉饼到处叫卖。斗牛只是它们的表演项目。
我既然不是西班牙的公牛便不会为既然生当然得死而愤怒。我不至于。
而我，自己认为自己还算是个理性的人。我可以像个答录机一样理性，不论打电话的人愤怒到了什么地步，我依旧可以这样回答：“对不起，我不在，如有事，请留言。”
我发誓我做得到。
但现在我有必要修改我的言论。比较录音电话也有偶尔坏一阵子的时候，这可以原谅——但是林风格不能原谅，这是我开始愤怒的原因。
还是让我这个局外者来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吧。
林风格早年生性压抑。不喜欢的东西着实很多，英语课如是，数学老师如是，重金属摇滚如是，牙齿广告也如是，他喜欢的东西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他当然也有恐惧的东西。他恐惧的东西确也不少。他怕自己阴茎天生短小，他怕虫牙，他怕呛人的辣椒，他还怕每每不能让他释怀的数学及英语老师——她恰恰是同一人。
他最喜欢某人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人不知是他自己还是别人）：“我往往按着传统的现实主义来写我的小说，不知怎么搞的，统统写成了超现实主义，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该话被某杂志列为年度最佳笑话之一，我看过却笑不出来，看起来好笑却笑不出，这真的是难以琢磨。
我最喜欢他的一句话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对和错之分，不存在中间状态。而我们，却总是站在正确的立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
我最不喜欢他的一句话是，“我能够把好几种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熔为一炉。这在我们这个庞大到无孔不入的国家里算是少有的天才。”
林风格作为和我同时代（出生年月日相同）同地点（一样在这个城市）的人。我一直有结识他的愿望，可最后还是落空了，兴许这就是缘分。
他常常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字是‘斗争’，他与自己脸上的青春痘独立斗争了两年，也许这就是他斗争生活的小小开端。
事实上，我对以前的林风格还是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的。林风格有些小聪明，人还不坏，小说也写得很有水准。我曾一度反复读他一些带有自传半自传性质的作品，他的书也带我打发了几多春秋。
我第一次知道林风格这个人起初是出于对一本他写的小说的关注。在他写的带有强烈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风》中，他把自己的现实身份也带了进去，里面于是出现了一个人物，他叫林风格，也是个作家，但是个人倾向有些不明朗。我曾经怀疑他是不是在书写一个真实的自己。在小说中他只出现在几个短短的章节中，最后因为向书中的男主人公求爱而遭拒绝，结果被男主人公给杀死了，结果当然不是皆大欢喜。我对林风格（当然是现实中的林风格）对这个人物进行奇怪的设置让我真的不理解，我知道书中的这个作家到底是好是坏，到底他的死值不值得同情。
如此暧昧的一本书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翌今为止最为人所熟知的一个作品——这样的结果我同样出乎我的意料。
我对他产生痛恨源自一个冬天的下午。那时我正看电视。林风格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露了脸。他在官方的电视台里面的读书类的电视谈话节目中大谈特谈他的新书《谁给你打电话要你的猴年邮票》，好好的一个节目，给他弄成了新书推销会。我实在是气不过，拨通了现场的热线电话，问他为什么要给书取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林风格半响没有做声，我在电话里学起了水牛叫，在主持人的催促下，他老实交代了灵感来自他中学的一节英语课。那也是一个冬天的下午。“有着标准冬天的寒冷。”林风格说。其实英语课对他来说只不过是用来补充睡眠和写情书的自由时间。他此时正在大睡特睡，在梦中他在吃油渣饼。结果没吃成----他被英语课老师给弄醒了。老师要他回答问题。他当然回答不出，无奈他只能被罚站。他在迷糊中发现试卷上有这么一排小字：“Who will ring you for your monkey year stamp?”于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他用它的标准的中文译名来作书名。林风格解释说：“在这个名字中没有更多的行而上或行而下的意义，在一个标题里讨论状语从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仅仅是为了表达对无聊生活的独有的崇拜。”
“那又代表什么？”我在电话里大喊起来，“我花时间和高昂的电话费听你讲一通无聊的东西，我还不如自己做份油渣饼吃呢。”
我死死地盯着电视机握住话筒，现场一片默然。林风格也沉默良久。之后他说：“如果我知道是谁打电话向我要我的猴年邮票，那这书还值得我去写吗？还值得你浪费时间金钱打电话来问我吗？还值得广大的电视观众忍受不可忍受的低俗收看这档低级电视节目吗？你这是何苦？”
结果全场起来为他鼓掌，掌声经久不息。我愤怒地喊：“你，狗屁不如！”但是我的叫喊被淹没在如潮水般的掌声中。场面很像是一场林风格自导自演的闹剧。
我大失所望。我关掉了电视，挂断电话。
在不久后，我看到了那本书《谁给你打电话要你的猴年邮票》，果真不出我的所料，对我来说是一本连揩屁股也不配的书。
我于是对林风格憎恶到了极点。这也是做为我故乡痛苦生活的一部分，我现在要考虑周详就不能把他遗漏。
按照原的得失标准我准备把这种痛苦情感列入‘得’的一栏。
另外我在‘失’的一栏中我填了两个字：“朋友。”



林风格有一次谈起他的作品（原文）
“有人怀疑我的写作方式，我认为写作作为一种高级的思想表达方式，不考虑怎么写，只考虑写什么。诚然，把纽约的监狱装修成科林斯风格的建筑是个奇妙的想法，这未尝不可，还可以说是一种杰出的艺术才能。然而，把所以的古希腊遗址全部改成由水泥，电网，冷冰冰的监狱那就大错特错了。
希腊众神不答应，希腊人民不答应，和希腊扯不上边的我也不答应。我宁肯去遥远的西伯利亚接受阉割手术的刑罚也不会呆在那里被鸡奸及作为国家机器实现统治的一部分，在那里我只是一个被批量制造的人肉罐头。
于是今天我向监狱孤独的犯人们发誓：我只选前者。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不知道别人看了如此的言论有什么感谢，反正我是无话可说。一个把至为神圣的字眼——“写作”跟科林斯风格、监狱、国家机器、制造业、希腊神话、外科手术、鸡奸、建筑业相提并论的人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对此类人我以无评论的必要。
罢了，姑且把它当作不冷静的人给我留的电话录音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