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第十四章

（第十四章）
世界变了。
所有的一切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化着。我难以从眼花缭乱的景象中找到一点可以提供解释的事物。也没人告诉我。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有限的声音总是显得多余。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侯观看洪水的日子，那时万雷轰鸣，大雨瓢泼，泥沙俱下，水以一种不可阻挡之势冲击毁坏人们的家园，谁也对此无能为力。
此时的我，带着一种无以名状的心情度过了旧的世纪，迎来了新的世纪。这个世纪别人都称之为“充满希望曙光”的世纪，但是说到底我还是有点顾虑。
在这新的千年，到底有什么被改变了，我不知道。似乎旧的体制和思维方式已经被摧毁了，新的秩序在废墟上建立起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世界被改变得面目全非，摧枯拉朽，我们连一丝叹息都来不及。这股力量强大得着实令人震惊。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用一种方式代替另一种方式的统治罢了。世界依然不甚太平，士兵依然钢枪紧握，战争的乌云依然笼罩全球。形形色色的疫病泛滥成灾，哀号声此起彼伏。现在的抽水马桶原理依然和先前的抽水马桶相同，只不过多了他们叫之“人性化”的功能。绅士们依然打量着女士的胸部。摇滚乐依然摇滚。避孕药依然畅销不衰。死死抿嘴偷笑的乔治　华盛顿还好端端地印在某国的钞票上。精神危机没有减弱——反而有普遍蔓延的趋势。小国小民的处境依然危险。人们仍然挣扎在生死边缘。贫穷愈演愈烈。天空比过去相比更加阴暗，就是在晴朗的夜空上也难得看见星星了。未知的压力压在人们的心头，人们如临大敌，于是苦苦地寻找着解救的道路。谎言仍然被经常性地使用。法拉利依然招摇过市。犯罪活动有增无减。鸦片屡禁不止。天气预报还是不甚准确。妓女还是妓女，没有逃离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夏威夷的女郎仍然扭着腰跳着舞。
许许多多的大事正在上演，这些事件的出场总是以许许多多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为代价。
和以前一样，许多人幸运地降生，许多人悲惨地死去。人们以前呼吁变革，极力宣扬变革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现在却不得不承受变革所带来的代价。有的人恪守传统，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人标新立异；有的人惊恐万分；有的人追逐名利；有的人一路春风，把许多阻碍前进的东西踩在脚底下；有的人对未来忧心忡忡，然而更多的人只是沉默，一直沉默。浑如飞机起落时带来的巨大噪音的变革之声横扫全球，他们还是当作充耳不闻，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方法。
我也在沉默中，沉默对我来说真的不算是好的解决方案，但是我又不知我该用什么方法去度过目前的时局，就这样我沉默着度过了春天，迎来了夏天。
我带着满心的迷惘四处游荡。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金的墓地到猫旧日的酒吧，从海边到高原，从边陲到繁华地带——这期间我问了不少的人，我想请他们告诉我我的人生探险该怎么走下去。我问了熟人，问了陌生人；问了老实人，问了势力小人；问了男人，问了女人；问了老人，也问了年青人。他们没有给我答案，甚至连去可能找到答案的地方的方向也没告诉我。他们好像和我一样，同样地束手无策。
我马不停蹄地走了两月之久。我终于感到了疲惫。我又一次回到金的城市，尽管金已经不在了。我找了一个新住处住下。
我仍未放弃希望。这些日子西西给我来了不少的信，我一封也没有回，我一古脑儿把信塞进了抽屉。
眼下我不想给她回信，我想先把对她的感情封存起来。在事情没有结果之前，我不应该把她牵扯到我乱七八糟的生活里来。
尽管愧疚，我还是稍稍心安些。西西到现在这个时候都没有忘记我，想到这里我胸中平添了几分勇气。
我每天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撕日历，然后我以漫不经心的姿态打发余下一天的时间，然后坐着苦等撕第二天的日历。
有天我感到了身体有一丝躁动，于是我把头伸出窗口，再看了看日历，哦，夏天已经来了。
我已经感受到了夏日的气息，而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的西西是否能够感觉得到呢？



六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了安妮塔的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低低的，她询问了我的近况之后，她问：“你能来看我？”
“当然可以，我随时有空。”我说。
“到图书馆去看你？”我问。
“不，你还是来我家吧，这个星期六，行吗？”她的话语里显露了疲倦。
“好的。”
“好的，再见。”
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在街头乱窜。
好歹到了安妮塔的家里。
她家门窗紧闭，我喊了几声也无人应声。
我死命地按门铃。窗户“吱呀”地被推开，紧接着探出一个女人的头，安妮塔长发披散着看着我。
“要我吃闭门羹？这不应该是你的待客之道吧？”
“难说，”她机械地用手指拨了一下头发，“你还是走吧，今天我不想见任何人，免得你自讨苦吃。”
“不是你急急忙忙地要我来的么？”
“我说，人总有后悔的时候吧，而且我的理由充分，我今天实在是不想见你。”
“为什么？安妮塔。”我略带忧虑。
安妮塔低下头，她的头发像水波一样漫过她的脸。
我当时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是在思索着什么，她是在思索着对她来说是重要的事情，重要得让我的来访变得不值一提。
然则我猜错了，她并未思索，她是在颇动感情地哭，这哭声对我来说是多么焦躁的一件事。



事情突如其来，我发了好半天的愣。安妮塔突然的哭泣让我不知所措。
很快她的脸上波光一片，她垂在脸边的几缕青丝瞬间成为了坚硬的钢索。
“你还是在走吧，抱歉，也许我不该让你来。”安妮塔声音轻微地像在蜗牛壳里发出来。
“我也很抱歉，没有弄清事情之前我不会走。”
“想弄清什么是不是？好，”她银牙一咬，“你进来吧，可要看好哇。”
她手臂轻轻从窗户取下，马上她的身体就远离了窗户，令我困惑的是这段位移里她居然还能保持身体不动的姿势。
她把门打开，我瞥了她一眼。这一眼让我大惊失色——她坐在一把轮椅上。
“我给你表演一段坐式芭蕾，你看怎么样？”
她原地打起转来，越转越快，很快我身旁的空气被吸入高速的旋转体内。
这门旁的狭小空间内，她给我的感觉像一只在太空徘徊不定的不明飞行物。
终于她停了，她停下来喘着粗气地说：“你能想象到吧，我现在是什么处境。”
“为什么要坐轮椅？”
“轮椅，轮椅，我这辈子就是离不开轮椅的人了，你说我除了坐它还能干什么？”
“为什么要坐上轮椅？我很糊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不必想怎么一回事，我要让你做的仅仅是思考，思考一下我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说不出来。”
“我想你肯定很惊讶我的表现，而且还很后悔来这里。”
“惊讶是有的，后悔则不至于。”
“我现在是残疾人了，懂吗？”她的说话给我感觉好像随着她身体的残疾她似乎产生了莫名的仇恨感。
“我记得的安妮塔从不会轻言什么，对自己的身体也不会姑妄随之。你明白吗，就是那样的安妮塔才值得我尊敬。”
“哦？”她用手抚摩着轮椅的皮质扶手，“此话当真？”
“当真。”
“你如果真的不后悔来这里，我就把事情的始末讲给你听，我要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悲惨的家庭遭遇，什么又是人生的荒诞。但是请让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故事涉及到我的命运，我不会做到心平气和地跟你娓娓道来的，这一点请你原谅。”
“明白。”
“请进。”
我推着轮椅走进她的家。我在沙发上坐下，安妮塔则坐在对着的那张高高的轮椅上。
“事实上，上个月我还拥有一双健康的腿，我会穿最好看的丝袜，穿最好看的高跟鞋，双腿着实诱人，我就那么诱人地上下班，过我想过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一切都完了，”她双眼直视着我，“你猜我发生了什么事才弄得这样？”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这样那样的猜想。”
一丝漫不经心的微笑浮现在她的嘴角，”你猜也猜不出来的，最有最有想象力的人也猜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件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事到如今我也无法相信。无法相信之时我就看着我的双腿，残破不堪，毫无感觉，日趋萎缩，并将萎缩下去。那时我就想哭，哭着哭着我就相信了这是事实了，是不是很奇妙，人需要痛哭才能面对真实。”
她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她没有立即把水喝下去，而是仰着头，用嘴里的水把腮帮鼓出两块来。一鼓一鼓的让我联想到了某种两栖动物，滑稽，真实。此时的我却怎么也感觉不到好笑，反之我却体验到了一种别样的辛酸。
她折腾了一阵，终于抬头一挺脖子把水咽了下去。确实费劲。我似乎能听到细小的水流一怎样缓慢的速度沿着食道下落，水顺着胸腔流下，在胃袋坠落，好像激起一阵小小的水花。
“事实就是，我母亲，我唯一的亲人，她趁我熟睡的时候把我抱起，从二楼扔了下来。”
真是前所未闻。我惊骇不已。“你母亲？”
“当时我是不知道，可到了医院，我从疼痛中苏醒。我看见自己躺在床上，脚上有很多很多的附属物，什么石膏，什么绷带，什么吊针。我很害怕，我感觉自己的腿很重很重，别说提，挪一下子都不行。我撕破了几个医生的脸，我向他们叫道：‘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来了这里？”他们惊恐得马上给我的打镇静剂。那些日子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得知事情的真相是在一星期后，当时我从噩梦里醒来，两个平时就爱咬耳朵的护士在整理房间。她们小声地谈论我的事情，其中一个人说：‘可怜啊可怜，她是活生生被她妈妈从楼上给摔下来的，说不定她当时还在睡梦里了。’听了这样的话我比失去双腿还要感到震惊。这不啻于是道晴天霹雳，我那时的情绪坏得可想而知。”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小心翼翼地问安妮塔。
“我不清楚，做为当事人的我也不明白。我只想把事实复述一遍，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别问我。我记得那天我工作了很晚，带着一身的疲倦回到了家。奇怪的是她没有像平常一样给我看门，给我拿换的拖鞋。她没做饭，她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里播着吵吵闹闹的动画片。她看得非常入神，似乎完全不理会我的存在。
那时家里的灯一盏都没有开，屋里很昏暗。我真是怕黑的一个人，自从父亲死后，我就怕黑。当时我很想数落她一下，可由于自己腰酸背痛没有心情，我于是从冰箱里拿了一点东西充了饥，我就站在她的背后吃。我很奇怪那天她没有跟我有过任何的交谈，我们像两个陌生人一样各做各的事，我吃我的面包，她看她的电视。电视里有好笑的镜头我也乐得哈哈大笑，她却没有什么开心表现。她的灵魂简直像被抽走了一样，简直就是为了看电视而看电视的，只关心那个作为文明象征的电视机而似乎不关心电视里的节目。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气氛。扔下东西就上楼睡觉了。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睡不着，怎么睡也睡不着。此时的楼下好像没有了电视的声音，隐隐约约我感到的只有一丝轻微的震动。那是微微震动空气而不破坏空气静止状态的震动。我无法知道那是什么发出来的。极其沉闷的声响，时断时续，像缓慢涌出洞穴的蚂蚁的行走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呢？我反复地听，发反复地听，希望能搜到脑子里可能跟它相同的声音。我最后确定了那是哭声，是我母亲的哭声，我很久没有到我母亲的哭泣了。我记忆中最后一次恐怕还是在我父亲的葬礼上她哭过。
我惶惶不安地听了很久。那是我听过的哭声中最奇妙的，哭声有一种吸引力，听过之后令人为之扼腕，令人为之哀鸣，令人想随之发出哭泣。
听着那样的哭我想到了种种不幸，我想到了父亲的死，我猛然记起了今天是父亲的忌日。我父亲没有一个像样的葬礼。我还想到了这五年以来家庭的不幸，是的，我过得极其痛苦。死者的回忆伴着哭声，哭声夹杂着痛苦，统统化为巨大的一团压住了我。我便在这样难以言喻的感觉里进入了梦乡。醒来是在医院里，真可谓是来源于痛又回归于痛啊。”安妮塔以一声长叹作结。
说实在的，此时的我也仿佛进入了安妮塔所叙述的，她讲述的仿佛是一个异常苍凉的梦。她去了，我也紧随而去。我不可抑制地进入了安妮塔和安妮塔的梦。我终于理解了安妮塔为什么吸引我，吸引我最深的地方就是她身上有的悲剧性。她就是一个悲剧。我承认我私下里总和她保持者适当的距离，我怕自己也进入她的悲剧中去。
悲剧一来就有始无终，悲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只可旁观不可亲临的游戏，那是一个有关命运的游戏。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抽出了放在她轮椅扶手上的手。安妮塔无限苍凉地看着我。
我突然痛恨起自己来，我理应帮助她，现在却冷冷地作壁上观，我是在做什么？
安妮塔眼里有了一丝光亮，一如行将冻僵的萤火虫发出最后的光。她想竭力留下什么呢？
那道光在她眼里荧荧地闪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找你来又千方百计要你走的原因了吧，我确实很想有个人在我身边，哪怕那个人什么都不做，只能在我的身边听我倒倒苦水也好。”
我默然。她缓缓移动着轮椅往墙边动去。墙上挂着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他们笑得很是开心。
“你不觉得相片上的三个人看起来有点自嘲的味道，每个人都笑得紧张兮兮的，”安妮塔凝视了一会儿说，“照片是有点未卜先知啊，父亲去了天国，母亲到了监狱，我也得瘫在轮椅上度过余生了，要笑的时候不好好笑，想再笑的时候就笑不出来了。”
“先不提相片好吗？你母亲现在在监狱？”我问。
“是，听说生活得不错，摆脱了我的纠缠的人一般都会生活得不错。”安妮塔摸了摸鼻子，“有烟吗？我现在想抽。”
我点燃了一支烟，她伸手接了过去。
“往下说吧，关于你母亲的。”我说。
“她过得是很不错，肯定的，过得很好，”安妮塔轻轻地吐着烟圈，“有人在监狱理看过她，她住一个比豪华公寓改装成的牢房里，比我家还舒适。据那个人说，他带了一瓶自己酿的酒去看她。等监狱人员把门打开了，他见到一副难以形容的景象。母亲当时正在往马桶里很可能倒口感不好的啤酒，她倒酒在还在品尝小半杯的鸡尾酒，最骇人的是母亲身后还有个冰箱，冰箱放着满满的都是酒。那个人看到这个样子哪能不受刺激呢？心想你一个坐牢的怎么过得比老子还好？于是把带来的酒打开，当着母亲的面把酒倒进了马桶里。西，你看，她就过得那么好。”
“这是真的？”
“确有其事，”安妮塔挑挑眉毛，“不过，它发生在我的梦里。”
“你希望她过得好么？”
“也许。西，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这样做并非是原谅了她，而只是想原谅我自己。这么多年来我都忘不了父亲的惨死，我一心想报复她。我一次又一次地对她冷言冷语，其实你是知道的，这都是我在挑毛病找她的茬。在父亲的问题上，她受的伤害不比我少多少，可能还比我要多得多。我觉得她是在我的阴影下受压抑得太久了才发生了这样的事，现在我也想通了，父亲已经死了，再也活不过来了，再执著于他的死已经不重要了，讨论我母亲的是是非非也是于事无补。恐怕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不希望我和她势同水火，说得明白点，我应该忘掉父亲的惨死，死者的留在心里纪念的，而不是用来对生者施以惩罚的。我想我的腿是残了，可说不定这是个难得的契机，可以修复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等她出狱后，我希望能和她好好生活。”
听了安妮塔的话，我心中难掩伤感，得到这个契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些，用终生囚困于轮椅换来两个人的和解，我为安妮塔的命运感到惋惜。
但是，我看到安妮塔脸上露出的平和微笑，我想，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祝福她幸福活下去，活下去。
“能听到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说，“我也钦佩你做出的牺牲，安妮塔，你会幸福的。”
“谢谢。”
“只是我觉得有点难为你了。”
“有什么难为的，”安妮塔说，“权把这件事当成意外事件吧，像出车祸什么的。”
“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安妮塔显出神秘的微笑。
“说得对，人没法一直完美的。”
安妮塔点头，“我现在心态不错，这对我是个好事，另外我还想感谢你，你来这里真的让我放下了好多的烦心事。”
“只要你高兴，我每天跑断腿来你家也成。”
“谢谢。”
我又打量了一下房子，房子还是如刚才般冷清。
“现在是一个人住？”
“是的。”
“你身体有些不方便吧，怎么不雇个人来照顾照顾？”
“雇是雇了，一个中年的妇女，人还算老实勤快，脾气也不赖。”
“怎么没见人？”
“你是现在神经失常还是一直神经失常？你来了她就不必来了嘛。”
“噢。”
“我需要你担负起一个临时女工的责任来。”
“可以，完全可以。”
她有些促狭地笑了，“我现在想上洗手间，你能陪我去吗？”
“你想让我怎么做？”
“我上厕所有程序的。第一，你得推我到厕所；第二，你得帮我脱裤子；第三，你得把我弄上马桶；第四，你在我完事后一定要递给我卫生纸；接着的只是以相反方式来一遍，你要帮我穿上裤子和其他什么。”
“你的要求对我来说是个挑战。”我说。
“不愿意？”
“不，谁让我是你的女工呢。”我走到她轮椅后推着轮椅走进了厕所。
安妮塔突然大笑起来，她兀自笑了很久，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窘迫地看着她。
“我说，你真的要照我说的做么？”她问。
“刚才我是准备要付诸行动的。”我说。
“其实我只是想考验你一下，不是真的要你那样做。一个大男人给一个女的做那样的事成什么样子？”
“你笑吧，看把你开心的。”
安妮塔十指交叉放在膝盖上。“你很不错，如果再在你的身上安一个随叫随到的呼叫器就十全十美了。”
厕所墙上有块镜子。里面神奇地倒映着我们的影子。尽管她刚才说了不少的俏皮话，可是她脸上仍有忧伤。我惊恐着想带她离开这个地方，好像她比我更想离开这里——凝固着时间的狭小场所。她也发现了镜子她的脸自相矛盾的怪诞之处，她张大了嘴，我等着她“啊”的一声尖叫，那样我就可以义无返顾地带走她。
她并未开口，她离开了镜子，她飞快地运动着她的手，但是轮椅只往后退了一小步。我想帮助她，于是飞快地拉着她的轮椅向后退。镜子里的我们的表情扭曲。门外的光线在我们的身后拍手跳舞，密集的空气舞动着它们的小小吸盘拽着我们向后退。紧接着安妮塔重重地关上了门，不可思议的是，她关门的瞬间我发现时间被拉得极其漫长。我首先看见了门被关上四分之一，镜子里我们的左脸左半身甚至轮椅的左部凭空消失了，但这样的消失并不标志我们的全体消失，我们的右边身体和轮椅的右部分还在倔强地在镜子里徘徊不定。我看着镜子里的物体包括我和安妮塔的渐次渐次的沉沦在虚无中，心里产生的感觉是绝对无法言喻的。
门终于被安妮塔关上了，门把我们和厕所奇异地分割开来。门蒙住镜子也同时门的镜象也被镜子切碎。“喀嚓”，关门的一声是场关于争夺空间的杀戮的终结。这一声响是我想要的，它仿佛出现在我刚才的幻想里。我是多么想听到安妮塔“啊”的一声喊起来，我好带她离开。但是她没有喊，她要寻求我的帮助的想法好像从来没有在她脑中产生过。想到此我就有些悲凉。一个人希望另一个求助他，那个人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我的拯救——这是最可悲凉的事。
我们汗涔涔地呆在厕所的门前，安妮塔的头缓缓抬起：“我要回客厅，你呢？”
“我也是。”我推着走向了客厅。
回到客厅后我们放松了下来，安妮塔打开收音机，安静地听起了音乐，我抱着一本厚厚的关于法医学的书看。说来也奇怪，身为图书馆管理员的安妮塔的家里只有这么一本有若干字数的读物。
我读了一会儿就看不下去了。法医学到底离我太远太远。我仔细地看着安妮塔，她半倚着轮椅扶手，侧头枕在轮椅靠背上，怀里抱着收音机。
她自有一份慵倦的美。
在以前所见的安妮塔我没有产生这份感觉，我以前欣赏她的也许是她带有一份高贵的矜持，她人格的魅力当然不必多言，她优雅的举手投足之间她就俘获了我，我曾经看着她的样子就想，这么一个美丽的人，有哪个男人才可以拥有她呢？据我所知，我所认识的男人中没有人可以与她比肩的。
如今的安妮塔却令我有些陌生了，可能是伴随着她身体残疾，许多狂燥的情绪取代了那份书卷气。只是在现在，当她安静下来的时候，她才隐约透出曾经的典雅。
我沉思的时候，安妮塔关掉了收音机。
“能抬抬我的腿吗？”她说。
“当然可以。”
我抬起她的腿，那双腿已经失去了生命力。
“捋起裤管。”她说。
我也照办。
呈现在我眼下的是一双纤细的腿，膝盖骨高高地凸了出来，皮肤很白很白，那是一种病态的白。在她的腿上随出可见青色的脉络。这就是那双穿着高跟鞋向我走来的腿吗？现在的她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叩想图书馆下午寂寞的地板呢？
“我要针灸了。”她说。
“怎么？”
“是针灸，”她解释道，“人说久病成良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腿西医是弄不好了，我想换换中医试试。”
“你希望有效果？”不知怎么的我呼吸急促起来。
“我倒不指望能站起来，我只是想恢复一下感觉，感觉而已。我希望能感觉冷，那样我好穿上袜子，我希望能感到热，那样我能脱下袜子，我希望能感觉痛苦，感觉痒，那才是个象样的人生。现在的这条腿根本不像是我的腿，好像两根长得不是地方的烂木头，无论我怎么样敲它击打它都没有感觉，连皮肤上受力血往上涌泛红的现象也没有。我能感觉到这两根木头是一天比一天萎缩，萎缩，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的萎缩。恐怕不久我的腿就成了火柴杆了，那我岂不要比卖火柴的小女孩还要来得惨？”
我说：“你的腿看起来还是那么光滑细致，很漂亮，你应该知足了。”
“奉承我？”
“我觉得不像。”
她轻轻地给腿插上一根一根的细小银针，她动作纯熟，可谓驾轻就熟。我看着她一直把两条腿插得满满当当，我看了有点想笑：“看呢，成刺猬了。”
安妮塔听了我的话，似乎要哭。
一会儿，她叫我拔去银针。我边拔边问：“有感觉吗？”
“没有。”她说。
拔去银针后她的腿留下了许多的小孔。呈微黑色的孔。
“一点血也没有渗出来，”安妮塔叹着气说，“我的腿已经没有血了，没有血的躯体想让它重唤生机基本上希望渺茫。”
“人生抱着点希望还是好的，不要太形而下了。”
安妮塔有点恼怒地捶了捶膝盖。“为什么我就得带着它生活呢？我已经够惨了，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还失去了图书馆的工作，我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我带着它？”
“那你得谢谢轮椅，它也想说同样的话——可现实是，它一句也没有说。”我说。
安妮塔笑了，“想不到你逗人开心还蛮有一套的。”
“我希望你开心，”我说，“做为你的朋友，我希望你能保留希望，哪怕是为了我。”
安妮塔低垂着眼皮，视线停留在鼻梁上。
“好，西，我谢谢你，今天有你陪我度过一天我真的很开心，起码我感觉到了开心。”
我什么没说，坐到了她的旁边。
“听音乐？”我拿起收音机。
“不了，我肚子有点饿了。”
“我去做饭吧。”我说。
“这怎么成，你来我家你是客，有让客人担待的道理吗？”安妮塔坐正了身子，“我去做，你如果真想帮我就吃完了给我洗碗吧。”
“如果照你刚才的逻辑，洗碗应该不是客人所做的事。”我说。
“我是不想让自己的手也不成样子了，”安妮塔委屈地把手抬起放到眼前端详，“我腿没了，手可不想没了，我还用它看书写字，如果寂寞，还会拿它给自己找乐子——比如手淫。如果手真是给我弄难看了这样我也没法活了。”
“你的意思是你下半辈子的打算是不想为腿活着而只求为手活着？”
“应该这样认为。”安妮塔言辞凿凿地说。
“那我就放心了。”
安妮塔在我的帮助下完成了饭的制作。一顿饭果然让她坐在轮椅上做成了，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不会相信这还是几个月前还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女子。是什么有如此的转变，我想了想，什么也没想出来，希望不是她的腿的失却而导致的转变。
我希望她心灵能再出发。
“一场伟大的坐式厨艺的完美展示。”我吃着味道还不错的饭菜由衷地赞美安妮塔。
“谢谢夸奖。”
我洗碗的时候安妮塔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她轻声细语地讲发生在她身上的种种故事。在洗碗时盘子和水流撞击声中，我竟然发现今天这个日子带给我一份独特吸引力。我实在是好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了。
安妮塔讲完我也讲起了眼下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当我谈到我两个最为要好的朋友相继死去时，安妮塔也有些伤感。
“他们是死了，也许你打起精神来，好好过活，”她严肃地说，“别老是一副从悲哀之地来往伤心之地去的样子。”
“难道你感觉到这个世界变化得让人难以想象？”我停下手里的活，问安妮塔。
“我当然有感觉。新世纪新千年一来，新的不幸也来了。我的腿断了，高跟鞋穿不上了，图书馆也去不成了，什么也干不了了。”
“是哩，我觉得我也点跟不上它的步伐。”
“不是‘我’，是‘我们’。”安妮塔指正了一下。
“特别是我没有腿，”她再次强调，“你则不同，你有强壮的强健的健康的腿，能跑能跳，所以你一定要给我赶上去啊。”
“谢你吉言。”
安妮塔点点头便摇着轮椅向过道驶去，我看着她被局限成一团的背影，怅然若失。
我洗完碗后回到了客厅，安妮塔轻轻地剥起了花生。
“没吃饱？”我问。
她说不是。
“为什么吃花生呢？”
“我总得干点事吧，我没有腿，你知道吗，我没有腿，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只能呆在家里。你知道吗，我没有腿，在家也什么也干不了。你知道吗，我没有腿，我只有手，所以我无论如何都得让自己动起来，我不想整天整天地坐在轮椅上一动不动，你根本就不知道。”
暴怒的安妮塔。我还能说什么，惟有叹息。
我想了很久，说：“你不是没有腿，你只是暂时失去腿的功能；这两种想法是不一样的，说得透彻点，这两种想法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我是这样认为的。”
安妮塔仰天长叹一声。
“对不起，我不该冲你发火。”她说。
“没关系。”
“知道我为什么冲你发火吗？我只想让你记住我发怒的样子，这样你就能记得我更深一些，我留在你生命中也更长久一些。我不想你忘记我。我现在的生活太平静了，今后也会如一潭死水般平静。等我受不了这样的平静我想啊想，‘对了，我在那个叫西的家伙里是怎么重要的一个人呢，我冲他发火肯定他在晚上会无数次地记恨我，因为记恨他会无数次地思考我，说不定他做的噩梦里也有我发火的样子，有人想我，我也想别人，这样的生活真是好啊。’这样一想我就活得下去了。”
我的心里有了呜咽之声。
我说：“安妮塔，我没有什么好话说的，但是有一句你一定得明白，无论是作为图书馆管理员的你还是作为行动不便的剥花生女郎的你，或者作做为喜欢看火力发电的你还是作为《浩瀚的马尾藻海》忠实读者的你，我都不会忘记。这是我的承诺。”
“谢谢。”安妮塔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你应该知道我现在是需要你的承诺的。从你一来这里，我就已经把你的来访当成你最后一次的造访了。我知道你以后不会来这里的，谁会为了个断了腿的人跑断腿呢。我也不打算今后去找你。我们的相逢纯属偶然，是吧？我们的初次相识我还记忆犹新。你闷闷不乐地在图书馆里想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噢，那时你的表情和你现在的表情一样。我以前自负地认为我这个人可以给予别人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我可以给你带来快乐，我就抱着拯救你这个苦难人的心态和你搭讪，于是我们成为了朋友。现在呢，我什么也给予不了你，而且还把你拖进了苦海。”
“安妮塔，别这么说，你带给我很多的快乐，”我说，“在这里我是个陌生的来客，很少有朋友，如果不是你的出现，我的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糟。”
“不用说好话的，”安妮塔说，“有些事你不说我也知道。”
两人开始沉默。
“喔，已经三点了，你该回去了吧。”
“没那么急的。”我说，“反正我现在是一个人，没有人给我时间限制的。”
“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听的你都听了，你坐在这里也没什么好的，回去吧。”安妮塔说。
“既然主人都下逐客令了，我也不好意思呆在这里了。”我慢慢地站起来，安妮塔的眼光随着我的身体的上升而上升。
“原谅我耽误了你大半天工夫，还有你也要原谅我的充主人派头。最后我还恳请你答应我三件事，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你说呢？”
“行，你说。”
“第一件事是我想让你给我贴广告或发传单什么的，我想把我的四十几双高跟鞋卖掉，我知道自己今生是穿不上的，看着它们我就有些受不了。钱多钱少无所谓，最重要的把它们处理掉；第二件事是我想让你看看索尔　贝娄的书，他是我最近喜欢上的作家。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么？因为他刚死不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一生中双腿始终康健，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很羡慕。你回去读读他的书，有什么心得写信过来，我和你交流交流。这两件事你能答应？”
“当然可以。”
“第三件事是如果有机会，注意，我说的是如果有机会，请你把我的故事告诉给你的朋友听，或者是一些你觉得还不坏的人听。听了这个故事请他们善待他们的家人，还要让他们为我母亲祈祷，祈祷我母亲早日出来。祈祷我母亲身体健康。我可只有她这么一个亲人了，我不想再错过她了。”安妮塔说到此分外动情。
“我答应你，同时也请你答应我——我希望你不要放弃再穿上高跟鞋站起来的希望。”
“好的。”她握住我的手，她是否要给我最后的温存呢？
“在今后你可得把握方向啊，我相信你会坚持到底的，我知道你有那样的才能，”安妮塔放开我的手，“走吧，走吧，不要管我，自己保重。”
此时她泪光已经潋滟一片。
我哽咽难言，我缓缓走出客厅。我转身关门，关上了坐在轮椅上的曾经的高跟鞋女郎兼图书管理员的安妮塔的哭泣声。



回来后的一星期，我都过得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一般。以前我碰到难关的时候我还能从对西西的回忆里找到一丝慰藉，借助它使我力量过下去。但是此时的我已经今非昔比，压根不能从西西身上获得什么。我感觉离她越来越远，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遗憾的呢。
我时刻提醒自己，咬紧牙关活下去，只要活得就有希望。我所祈求的只是让我在生活风暴或急流中不被吹去或冲走，仅此而已。
光景一天比一天黯淡，我已无后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闯。我惊异地发现，与我同路的很多都跑到前面去了，留下我一个在后面苦苦追赶。
生活不需要落伍者，而我恰恰处在其列。
我想起了小野祭，他现在过得如何呢。我此时突然想起见某人的心情着实令我感到惊讶，也许是我落伍太久了，想从前进的人身上获得某些动力。
我到了他的学校。
可是我找遍了整个物理系教室也不见其踪影，到了他的宿舍一看，人去楼空。我问了舍监，他推说不知，要我去问小野祭的系主任。
我找到了他的系主任。
他充满疑惑地看着来历不明的我，“你是他什么人？”他问。
“朋友。”我说。
他阴沉沉的脸色立刻放晴了。接着他来了几句让人生厌的客套。
“先生，他到底上哪去了？”我很不耐烦这样的交谈。
“你不知道他父亲有家大公司么？”系主任笑道，“三个月前他找我退学，说是要去父亲的公司里做事。他父亲公司挺大的，待遇也好，听说一个业务员足足顶三个像我这样的系主任。既然你是他的朋友，我又是你朋友曾经的朋友，我们理应互相照应，今后还请你多多关照。”
他伸出手，我皱着眉头握了一下。
“以前我对他毫不知情，”他说，“直到他为了退学的事对我坦言相告。我就在想：‘他既然有这么好的家庭背景，为什么他要跑到这里来读书呢？’真的，这个问题是一直想不通。”
“也许他有理想，为了他的理想来这里也不是没有可能。”我只想早点结束这场无聊的对话。
“理想？这恐怕不是理由吧。我直说好了，在这学校有理想的人只要遭人贬损的份，所以我们都很忌讳这样的词。毕竟时代不同了嘛。”
“为什么？”
“理想已经被别的东西取而代之了。我们发现人生还有很多东西比理想更值得追求。希望享乐的人可以追求享乐，拜金主义者可以追求金钱，想掌权的人可以追求权力。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把理想拉下了马，抢去理想的外衣，毒打它，狠狠地打，践踏它，狠狠地践踏，直至理想体无完肤，所以我们所见的理想都是一些很难看的货色，它连裤子都被人抢走了，身上是伤痕累累，也没有人替它医治，好在它是行而上的，它就希望借助别人的躯体活着，但是现在谁会把理想揽上身呢？”
我夺过他递过来的小野祭公司的地址，扭头就走。



下午，我去了小野祭的公司。我找了个职员模样的女孩打听小野祭的办公地点。她和颜悦色地把我带到了小野祭的办公室前。
我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个女的。她和我舅舅的女秘书一样，也是言辞苛责我一番。我身旁的女孩见状不妙，马上离去。
我一言不发就往里头走。小野祭在办公桌上写着什么，他看见我，冲我点点头。
他把女秘书打发走后问我：“怎么来这里的？”
我在沙发上坐下，“我可打听你好久了，说真的，现在想见你一面太不容易了。”
“抱歉抱歉。”
他的办公室装饰得极其奢华。水晶吊灯，天鹅绒地毯，大落地窗可以看到市景。这里无一不透露出主人的气魄。
“这儿不错。”我说。
小野祭眼里有什么闪过了一下。他脱去西服，走到衣架前挂上，随即他撑住衣架回头看着我。
“我知道你此行的目的。”
我笑而不答。
“你是来责备我的吧，也许你一踏进我这张门就在心里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了。”
“不错，我想了解你。但是我想你是不会解释其中的原由的，如果你问题出在别人的身上，你未必会说出真相，问题出在你是身上，你一定不会说出真相。”
“为什么这么说？”小野祭理了理领带。
“生活常识。”
“我今天倒想悖悖生活常识，”小野祭缓缓地走到我面前，“不过首先我想得知你的意见，你说我这样做对还是不对？”
“讨论对错有意义吗？”
“有意义，绝对有意义，我现在在竭力改变我的价值取向，”他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桌上的文件，“毫不讳言地说，我们以前坚持的那一套根本是虚幻的，虚幻得不得了，在现实境地中只能落得以流产告终，而我，我不喜欢失败。人啊人，说到底就是世界上唯一知道变通的动物，所以才能统治世界和万物生灵。你看看至死也不肯下树的猴子，现在还不是只能呆在笼子里任凭人类来观赏么？”
“我们不谈猴子，我只想知道，这样的改变能给你带来什么？”
小野祭沉吟了一阵，“带来的好处多得很，首先金钱，权力，这些人生的附属品和必需品是少不了的吧，其次是我处理任何事情的绝对意志，大刀阔斧干也罢，小心翼翼干也罢，我能够顺利操控——这便是我从中得到的最大收益。”
办公室里死一般地寂静。我久久地注视他，他确实是改变了。他眼神犀利，嘴角上扬着带有职场男人特有的郑重的轻佻感。从前那个漠视一切权贵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已经不复存在了，曾经痛心疾首对我叙述的现实黑暗并想力图改变世界的那个青年被轻而易举地改变了。我不由得对时间所导演的这一出残酷戏剧叹息起来。
我踌躇再三，说出了心中的疑问。“你的美国之梦呢？你将把它至于何种境地？”
小野祭笑了，他是得意地笑。
“我没敢忘，现在的我可以一星期来往美国三次，只要我愿意的话。”
“不借助任何的外来力量，只靠自己，这是你先前说的话。你可照章实施了？”
“如果一辈子只是个穷学生，何时才能到美国？何时才有我的出头之日？我看我就是拼死奋斗十年也不一定到得了美国。十年，那该是一段何等宝贵的黄金时间？但是现在我这样做的话，我可以把大把的时间给节约掉。毕竟青春易消逝，我可不想耗费太多。”小野祭说。
“你和以前那个我认识的小野祭相差太大了，我不敢相信一个人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可以改变那么多！”我痛惜地说。
“西，你能不能不提以前？”小野祭皱起了眉头。
“如果我不提以前，你可能忘得更多。”
“以前是计算失误，现在是纠正错误，我这么说你可懂？”
我摇头笑了笑，“算了，我不想再跟你扯下去，你还是先想想怎么打发我走吧。”
小野祭拍了拍我的肩，“西，活得现实点，人得活着，人活着就应该理智点，不要老跟自己过不去。很早以前我们都把对方视作同类，相互信任。对吧？现在我们何不联合起来，团结一致，作一些有用的尝试。”
我没有说话。
小野祭提高了语调，“我记得我以前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书《罪与罚》中借能够大学生之口说过这样的理论。大意是平凡的人，只能任人施为，逆来顺受；而非凡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漠视一切。你我都不想做凡人吧，选择什么我们都得记住这个目的——不想做凡人，永远也不想做凡人！”
我抬头看他，他的脸被埋在阴暗中，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曾经锐利无比，现在的眼睛恐怕行如废弃枪支的枪口，空洞洞的。
他的眼睛曾经也是迸发出无数灼热的火花的啊。
他改变得太快了。
我说：“你终究也记起了‘联合和团结’？可喜可贺。我唯一不满意的地方是你出现了一点小小的谬误，你把‘斗争’一词换成了‘尝试’。我很担心你，你位子坐大了，怎么胆子越坐越小了？”
小野祭拿开放在我肩上的手，他脸色铁青，“老弟，我认为你缺乏现实态度。人的思想本来是要放到现实里去的，先衡量对错，再修正。你如果什么都不考虑就是钻进死胡同里去了，要想再回来可就晚了。”
我无言。小野祭长出一口气，“西，也许你也应该学会改变，你知道怎么一句话吗？万物不变我不变，万物在变我亦变。我们都得相信进化论，不是么？要生存下来就得适应生活。”
我做了休止的手势，“好了，小野祭，我认为我们没有把争论进行下去的必要了。”
“行，说了这么多我口干得不行了，我去弄咖啡，你要吗？”
“不必了，喝水就够了。”
小野祭欲打电话要咖啡的时候，女秘书推门而入。她抱着一大摞的文件，当然，也有他的咖啡。
她站在小野祭的面前跟他说着什么。我看我那杯咖啡是等不及了的。
我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加急信件。是孔雀舞写来的，上面写的大意是他正在本市的脑研究所，希望我去见他，最重要的是，要我以希特勒的名义去见。
我把信看了又看，思考了很长时间也无法理解。孔雀舞为什么要发这么一封奇怪的信给我呢。
还是去一趟为好，我想。
我赶到脑研究所。脑研究所坐落在郊区，远远看去气势非常物可比。高高的围墙耸立，一座十几层的大楼矗立其间，四周散布着一些低矮的小房子，大都不过两层。
大门没有设传达室，我径自走进院子，又径直向大楼走去。院子里大得惊人，又不见一草一木，增添了空旷之感。
院里最显眼的恐怕是立在院子中心处的国旗。
我推开大门，一个中年男子萎靡不振地看报纸。我向他询问一个叫孔雀舞的诗人是否在此。他撩起肿胀的眼皮看我半天，才有气无力地翻了翻桌上记录本之类的文件。
“在。”他哼了哼。算是回答。
“他在这里干什么？”
“废话。脑研究所，不研究脑子还能干别的什么？”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扔，“你那位朋友也是脑子有毛病才被弄到这里的吧。”
“我见他可以么？”
他摇头晃脑了半天，沉吟道：“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你知道他们一伙人都是脑子不好使的家伙。这些人你一不留神就会弄出大事来。乱打人，往人身上扔东西，或者对他死缠不放，这些事情没少出过，但是——现在不是满世界呼吁人权人权么，所以我们也讲人权，你可以见你的朋友，可是有一件事我得跟你挑明，我们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他是我的朋友，我也不能保证你说的全是事实。”
他头痛似地摇了摇头，“很好，喏，你在这张表上签个字，我给你开一张字条，你拿在那个就可以去见他了。”
“谢谢。”
“不客气。”
“你是希特勒？”他看我签字的时候问我。
“也许，”我也些困窘，“那么他自称什么？”
“哪里，他似乎喜欢玩捉弄人的游戏，”他张大了嘴，作势要打哈欠，可是马上有愁眉不展地把动作取消，“他自诩为斯大林。喔，看来你们两个不是可能成为朋友就有可能成为死对头。”
他递给我纸条，“这上面有房间的号码，你按着门牌去找吧。不过纸条可是要先给他医生过目的哟。”
“医生？”
“这里除了你和你的朋友，以及你朋友的朋友也就是他的同类，其他的都是医生。”他恶毒地眨了眨眼，“我也是。”
我一笑至之，转身离开之际，男子有点不依不饶，“这些疯子倒好，我们拿他们当神一样敬着，他们还不安分。还有一些可恶的人权分子，老是讲人权人权，喂，我倒想问问：有过这样的东西吗？真是吃饱了没事干。”
我想他下句可能连我也骂进去，于是我快步走开。
我按着字条找到了孔雀舞所在的房子。
房子是普通的水泥建筑，很旧很旧了。门口长着一丛丛的青草。房子里传来嘈杂的声响，偶然还夹着一两声人的叫喊。我小心地跳过门口一堆瓦砾，来到了窗户下。
我努力地想从窗缝里看出点名堂来，不料我刚一弯腰就被什么东西给拉了回来。接着一双巨大的毛手攥住了我的衣领。我转过脸，一个表情凶恶的男子出现在我面前。
“干什么？”我恼怒地掰开他的手。
“干什么？我还想问你呢，你偷偷摸摸地来这里干什么？”他把我攥得更紧了。
“好，我说，我是来探视的，我有字条的。”
他松开手，一把从我手里抢过字条。他看了看字条，接着把它收入口袋。
“你也是医生？”我带着几许轻蔑的口气问。
“如假包换，鄙人就是医生。”
“我可以见我朋友么？”
“可以，”他桀桀怪笑起来，“不过我警告你，不许乱看，你的朋友我自会带来。”
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又用力关上。不到五分钟，他把孔雀舞带了出来。
我看了孔雀舞一眼，大惊。这还是孔雀舞？这是孔雀舞吗？这是那个会写诗的孔雀舞？
此时的孔雀舞形神枯槁，头上还包着一块沾有血迹的绷带，他的左耳却被绷带附带性地掩盖起来，露出的小块耳轮扭曲如枯朽的落叶。他干焦的嘴唇边缘，胡须破皮而出。他的眼睛仿佛被冰冻在五千米的深海底部，漆黑、暗淡无光。他的鼻子似乎比以前大了两倍，鼻骨放肆地耸立着，我想这应该是他脸剧烈瘦削下来的缘故。
除了颓唐还是颓唐，除了瘦削还是瘦削，这就是我对现在的孔雀舞的第一印象。
短短几月不见，他怎会变得如此！
孔雀舞旁边的医生喉咙一动，一口浓痰从他嘴里发射出来。痰射到我跟孔雀舞之间的地上。紧接着医生口里回声似的发出一阵摩擦的声音，他似乎对现在很满意——不过是他的生活还是病人，或是浓痰，这一切都能让他满意。
医生原地不动，他向孔雀舞扬扬手，孔雀舞立刻移动起步履，走到他跟前。
“该怎么说呢？怎么说才好呢？”他清清嗓子，“你们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希特勒吧，两位都是伟人，你们活得不错——这是你们的时代。是的，你们活得好哇，至少名义上比我们这些脑研究所的人滋润，我是既羡慕你们又替你们感到高兴。”
他接着说：“为了表示对人权的无上敬意，同时也为了表示我们是人道的，我安排你们到一个手术室相见，你们就等着一诉衷肠吧。”
“好生奇怪的会客地点，我说，莫非你们都是在那里接待来访着的？”我问。
“奇怪？”他反问。
“是奇怪，孔雀舞你觉得呢？”我问孔雀舞。
“不奇怪。”孔雀舞摇了摇头。
医生大笑起来。
“你看吧，连你朋友都向着我一边。跟你说句实话吧，只有自告奋勇前来自讨没趣的人才是最奇怪的人，这些人我见得不多——基本上只有你一个，我要准备一个让你满意的地方是有难度的，所以想来想去只有把你们往手术室里放，你说是不是，斯大林？”
孔雀舞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我忍住心头的怒气。
“劳驾带路。”我说。



“你们在这里好好谈。”医生带着满意的神色对我们说。
他走了出去，我关上门。
昏暗的无影灯照着手术台，上面铺有白色的纱布。屋子弥漫着酒精的味道。
孔雀舞看着我，灯下的他显得很是衰老。他看了我两分钟，突然咧开嘴笑了，这是我来到这里第一次看见他有所表情。
“嘘。”他把手指放到了嘴唇上示意我别出声，我自然是诧异万分。他调整了一下呼吸，一声高亮的嗓音响起，他居然唱起了歌，而且是国歌。
他的表情神圣而庄严。他闭着眼睛大声唱着，仿佛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工作。起先他唱得十分投入，他表情虔诚，唱到中部时他的声音发生了扭曲，喉咙里掺杂了一阵完全脱离国歌本身的东西，他像是竭力把国歌用另外一种情感表达出来。所以他唱着唱着像是在哭。最后他唱到高潮时，他已经把自己掩埋在哭泣中了，是的，他在哭泣中唱完了国歌。
孔雀舞带着满脸泪痕微笑地和我握手，“西，我感谢你能来看我。”他说。
我说：“不用谢，噢，你为什么要唱那个？”
“不唱不行，那个医生耳朵很灵光的，再者他们的手段是如此毒辣，我怕在这里安有窃听器。”
“唱国歌的意义何在？”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为了表达对国家的敬意。”
“他们？他们是指医生还是其他什么人？”
“总之出现在这里的人都可以用‘他们’代替，”孔雀舞脸上有惊惧之色，“‘他们’实在是太恐怖了，恐怖得令我失去了任何紧张的情感。”
我讲了在办公室和坐台的那个医生的谈话。
“该死的，这里我们是被统治者，他们是统治者，”孔雀舞抱怨道，“‘他们’无所不在，‘他们’所不用其极，‘他们’还幻想在我们身上建立精神统治，比如国歌，我们一天要唱五遍，早上升旗仪式一遍，早饭一遍，中晚饭又是各一遍，降旗又少不了来一遍。”
“有这事？”我实在无法想象他所说的话。
“当然，国歌一天五遍是一次也少不了的，可能的话，我们唱得更多。比方刚才，我今天唱国歌的部分就超额完成任务了。”
“不唱怎样？”
“不唱就不能吃饭，也得不到好的休息，”孔雀舞说此话时面露惶恐，“总而言之，我们的谈话在他们看来是有一定程度的危险的，所以‘他们’会对我们加倍小心。我之所以唱国歌，是怕‘他们’对我们产生疑心，这样可以使‘他们’放松戒备，你懂吗？”
“我可以理解，可你说的那个唱国歌简直可以和《二十二条军规》所描写的对国家的无聊宣誓相媲美。”我说。
“谁说不是呢。我就知道你不会反对我的。”
“斯大林都不反对，希特勒反对也没有用，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了。”
孔雀舞会心一笑。
“你既然脑筋没有任何问题，怎么会被送到这里来？”
孔雀舞的嘴唇哆嗦了一下，“能不提这个吗？”他说。
我说：“告诉我，我想了解事实，否则我就算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也活不安心，这里是多么富有现实荒诞意味的一个地方，我怎么能对此视而不见？”
孔雀舞发出叹息，“事实上我是得病了，得的是一种医学上叫癫痫的病。去年我在一家酒吧里改我的诗歌，这病就来了，在自己毫无察觉的状态下接着我可能干了不少蠢事，，我被警察送到了这里。”
“为什么会得病的呢？”
“不知道。”
孔雀舞看着自己的掌心，在无影灯的照射下，他的手掌是异乎寻常的白。
“西，告诉你一件事，我成了裂脑人。”
“裂脑人？是这病的造成的？”
“对，为了治疗这病，我被‘他们’切除了胼胝体，‘他们’说是不让癫痫发作产生的电脉冲传到健康的脑半球，所以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半脑控制自己的身体，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裂脑人的缘故。”
“不方便对吧？”
“是，运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可惜呵，我以后可能就连桌球都打不了了。”
我看着他，我有种特别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向别人阐述自己的痛苦是件困难的事，说轻了有搪塞之嫌，说重了又被人认为是自怜以换同情之嫌。孔雀舞现在不急不慢说的话在乍听下显得很是平常，但我听到后心里有呜咽之感，他的话语里每一个字都包含着难以言传的痛苦，无论这痛苦是来源于他的身体还是来源于他的心，要承受它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我本想再问他一句：“你还能写诗吗？”可是我猜得到我这句话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打击。
我不希望刺痛他。
“换而言之你的病是好了咯？”我问。
“也不能说是全好，应该是说已经得到控制了吧。”
“既然这样，你何不出去，离开这个鬼地方。”
“不成的，我根本出不去就。‘他们’自有一套他们的理论，‘他们’说脑研究所本来就是以研究脑为主，‘他们’既然为我治疗了，同样的，我也应该加以回报。‘他们’还说就算‘他们’没有控制住我的病情，我作为国家的一员也应该有为国家效力的必要，也就是说有受研究的义务。不瞒你，‘他们’一向都是这样行事的。他们给人治疗，治疗失败的不待言自然要被他们留下来，治疗好的也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把你扣在这里。这是‘他们’的规矩。”
孔雀舞又指了指他衣服上的编号，“你看，我的编号是四百四十三，也就是说这里的病人起码不下四百了，而可以出去的呢，想也想得到——一个都没有。”
“黑暗世界，黑暗世界，这真是黑暗世界。”我说。
“‘他们’干的脏事还不止这个呢，前些日子，有两个病友试图逃跑，没成，‘他们’就用手术的方法把他们的半月板给病友摘了，结果那两个人到今天连路都走不了了。”
“这算什么狗屁研究所！”
“可以说我们是生活在活的地狱，”孔雀舞悲哀地说，“其实我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我在这些苦难人中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还保持着一份清醒。我观察到大多数的病人——注意，我没有说所有的，我说的是大多数的病人，他们得的病其实都是比较轻微的，一般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是完全可以达到康复状态的。他们可以回归自己的家，回归生活，回归社会，但是做为脑研究者的医生们来说，‘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实验品就这么溜走。他们百般地刁难我们，想把我们的脑袋当作椰子，可以插几个窟窿就可以插几个窟窿，可以从里面拿出一点就可以从里面拿出一点。甚至我还觉得我们不如椰子呢。这些医生，这些自称是学者的医生，这些自封为科学家的医生，把我们的脑袋好一阵折腾，折腾了以后大多还搞不出半点名堂来。‘他们’就想办法把以前的过时的官方的结论拿出来，一个劲地往自己身上揽，做成所谓的论文或研究报告，又有高报酬又出名，反正手段多着呢。做得更绝的是‘他们’用自己的名气开个什么慈善晚会，打着拯救我们这些可怜的病人的旗号向社会求援，碰到几个不知所以的呆子，捐出大钱，‘他们’就填自己腰包了，那钱是一分也落不到我们身上。我们的生活变了吗？没变，一点没变，我们还是一天五次地唱国歌。”
孔雀舞此时说得是面孔泛红，看来他在这里已经受过太多不堪承受的东西了，只是在今天，他说出了埋藏心底的话。
“政府干吗去了，警察呢？法院呢？检察机关呢？他们就眼见这些混蛋这般胡来？”
孔雀舞冷笑了一声，“要“他们”出面制止，这是痴心妄想。西，你还是不了解情况，脑研究所也好，政府和其他狗屁机关也好，这些全都是一个鼻孔里出气的东西。在国家这个大前提下，“他们”的所做的都是合理的，至少是可以被默许的。”
怎样的国家生长出怎样的人物，怎样的人物生长出怎样的心胸，我深深地为生长在这个国家感到悲哀。我甚至已经不想为自己而悲哀，而只是为了生长出这个国家的大陆而悲哀。
在悲哀中，我已无言。
在悲哀中，我已忘言。



“裂脑人”孔雀舞偷偷带我出去到各个病房里看了看，为了掩人耳目，我们只能躲在窗户下往病房里头看。
一间间的病房中都吵吵嚷嚷，许多病人仿佛面临世界末日般地发泄自己的情绪。恐惧、忧虑、怨恨、迷惘，各种情绪蔓延在他们的群落里。
病人的旁边则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医生，“他们”面带微笑着看着他们统治下的子民。
种种场面不堪入目。一个房间里有个病人嘶哑着嗓子唱着国歌做广播体操，另一个人则用牙齿咬着一根木棒，孔雀舞说他是准备制造一根牙签。另一个房间一个女的正蹲在地上大小便，还有几个表情木讷的人叠在一起准备爬上天花板。
我看不下去了，忙跟着孔雀舞回到了手术室。
我躺在手术台上，我想，这里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呢？毫无疑问这里是世界的一部分，从何时起这个狭小的非常世界变成了这般模样？还有，这个暗无天日的世界还会存在多久？
孔雀舞掩上房门，他无力地坐到了地上。
“这就是每天例行的讨论会的场景。病人都已经崩溃了，他们近乎疯狂，可以医生们依然袖手旁观。他们简直在观看野兽表演。这也许这就是‘他们’研究病人的本意和出发点吧，看看病人在错乱的意识下能活到什么时候。哼，要我说，不道德的不是病人，而是医生！”
“畏惧者畏惧着，无知者无知着，沉沦者沉沦着，”孔雀舞轻轻拉着自己的病号服说道，“没人知道他们——不——我们的下场如何。”
我递给他一支烟，“抽一支吧，也许会没有那么难过。”
“谢谢。”
“如果就是不闻不问也倒罢了，就让我们自生自灭好了，可是‘他们’做的让我寒心，我进来的这几个月就发生了很多事，”孔雀舞深深地吸了口烟，他的眼渗出了泪，“‘他们’对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实验。实验的残忍程度闻所未闻。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查证小脑对人的平衡能力究竟有多大他们就选了一个曾经是马戏团的走钢丝演员的病人来做实验，‘他们’二话不说首先把他的小脑给摘除了，‘他们’逼着他走离地六米高的横木，结果他没走几步就摔了下来，胸骨粉碎性骨折，到现在他还得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更可悲的是他们还炮制了一个叫做‘催眠性妊娠’的实验项目，他们向一个十六岁的花季少女下毒手，那个少女是个病人，未婚，检查也是个处女。‘他们’不知用了什么手段让那个女孩进入了催眠状态并使她相信她怀孕了。‘他们’是怎么干的，‘他们’一个劲地往她的体内注射绒毛促腺激素、生乳激素、催产素——反正孕妇用的都给她用上了。结果就不但是女孩相信自己怀孕在她的身体上也出现了怀孕的征兆。那些畜生，还时不时地把电动按摩棒塞进她的阴道，还在里面死劲地折腾，用‘他们’的话说是要制造阴道痉挛用于模拟产前的阴道痉挛的现象。那个女孩很是不安，她惊恐啊，她什么都没做就要成为产妇了，于是她整天睡不好吃不好，挨了三个月就死了。我真想不通为了这一个‘催眠性妊娠’的狗屁实验就要弄掉一个无辜的生命。她还只有十六岁啊``````” “我已经很久没有愤怒过了，今天听了你的故事我觉得一切惩罚性质的东西加在那帮混蛋的头上也不为过，孔雀舞，你在这里活着，我很替你担心。”我说。
“别替我担心，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走到绝路，，”孔雀舞淡淡地笑了笑，“西，你且听我把事情说完。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个医生把一个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拉到这里，就是在你躺着的台子上。他把电极插进病人的大脑，想用电刺激病人大脑中控制性欲的神经区域。他通了电，用持续不断的电流来激发他的性快感。于是他的阴茎持续地勃起，照医生后来的说法，他足足勃起了二十二个小时，天哪，我是那天把他抬出抬进的两个帮手之一，我看到那样的情景也感到说不出的恐怖，他的阴茎硬邦邦地撅着，几个医生不间断地加强电流，不间断地记录阴茎的尺寸，不间断地给他测心速和血压。病人躺在手术台不间断地哇哇大叫，后来连叫也叫不出来了，只能轻轻地哼哼。我忘不了，反正我忘不了那一幕恐怖的情景。”
孔雀舞说完抹了一把眼泪，“我那天是气得什么也不顾了，我当场就找医生理论。医生却说道：‘在一九二四年，伟大的瑞士科学家赫斯用电极插入猫的脑袋，刺激相应的区域，猫就出现了比如绕地打圈，眨眼睛，饥饿等现象。我们为了验证这个伟大的实验的有效性便弄出这么一个实验来，我们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那只是只猫，是猫，现在躺在那里的却是人，是人，你瞎眼了吗？’我愤怒地叫喊起来。
‘好啊，’他看着我，‘你这般同情他的处境，不如，由你代替他，好吗？快感和高潮你将享知不尽。那玩意硬久了，说不定还能破个吉尼斯世界记录呢。’
他说完我朝他脸上打了一拳，结果我被医生们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
孔雀舞说完不胜唏嘘，手术室的空气越发沉闷。
“我去找这里的负责人算帐去，你们应该自由，这里不是你们呆的地方。”我说。
他摇头，“我怎么敢想出去的事呢？我说一句也许你会生气，我觉得我是再也出不去了的。一来我们被社会边缘化了，家庭朋友什么都没啦；二来‘他们’早就做好了打算，病人走光了‘他们’岂不土崩瓦解？于是‘他们’给我们做了额叶切除手术。这可是比什么手铐脚镣都有效的措施。这是永久的，终身性的禁锢。我看我们是无法活着离开这里了。
我愣了，“额叶手术？”
他费劲地指了指墙上的大脑结构图。他指着一个红色的区域说：“就是这里，这就是额叶，它主管计划、目标、理解、分析、判断。自从我们做了这个手术就标志着我们全部丧失理想了，永远的。我们没有出去的计划，没有逃跑的目标，无法理解生活，无法分析现实境地，无法判断我们离开了这里是否能好好生活。”
“‘他们’是一群刽子手，想象力被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给无端扼杀是不能容忍的一件事，”我看着孔雀舞的眼睛，“孔雀舞，请你告诉我，你要怎么做，而我——又能帮上你什么？”
“我希望你去跟这里的负责人好好谈谈，让我们心安理得地呆在这里，让我们感受到安全的一面，让折磨我们的行为发生得少一点，轻一点，这恐怕是我们的最大愿望。我们不想要更多。”
“‘他们’会这样做吗？我看跟‘他们’谈只是与虎谋皮罢了。”
“不这样做我们又能怎样做？”
我叹了口气，“对不起，我想恐怕你说的是对的。我去跟‘他们’谈，同时请你放心，就算我跟‘他们’谈不拢我也不会对你坐视不理的，你曾经是我的朋友，将来还是。”
“谢谢，”孔雀舞点头，“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满意了，结果如何也就不太重要了。”
我还想说点什么，此时窗户有人影闪过，孔雀舞如临大敌，他压低声音对我说：“医生来了，说话小心。”
我点点头。
孔雀舞眼睛立刻浑浊起来，面孔也随之变得僵硬。他恢复了常态了，这是在这监狱般的地方应有尽有的“畸形”常态。
孔雀舞一度清亮的声音迅速变化，他像竭力模仿丑角报幕时的滑稽声音。他以“咿咿呀呀”的声音做为话的开头。
“你知道么？地球上一天里被冲到下水道的金银首饰的价值不下一百万美金。”
“是吗？”我装作漫不经心地回答。
“还有，你知道吗？一个男人一年里分泌的精液总的质量和他自己出生时的体重相当。”
“是吗？有这回事？”
“你知道吗？一个人，不论男女的一个人在一生中会不经意地吃掉数以百计的苍蝇或蚊子。”
“是吗？真是恶心。”我说。
他还要说什么的时候门被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
他笑问道：“你们谈得好吗？”
“很好。”孔雀舞说。
“确实很好。”我冷冷地看着他。
“谈了什么？”他问我。
“大体是一些现实事件，”我说，“比方说谈如何在下水道捞首饰发财，如何在天平上称量一个男人的幼年和他的精液，如何界定一个不小心吃了一只苍蝇的人和一个小心地吃了一个苍蝇的人谁是素食主义者。”
“好厉害的现实事件，”医生满意地笑了，“还好我没在这里听你们讲，否则对于我午饭如何进食那是一个挺严重的现实问题。”
他又问上了孔雀舞，“还讲了什么，斯大林？”
“我啊，谈了苏联的大清洗运动。那个我的漂亮活之一。”孔雀舞说。
我说：“我说到了一九四五年柏林被攻占的场面，那是我的噩梦。医生，我这样说可以吧？”
“非常好的对话，”他显然很满意我们的回答，他搓着手笑了，“很有历史意义，我说，把一段历史放到今天来讨论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
“你还想知道什么？”我问。
“不，什么也不，我来只是要带孔雀舞先生去参加一天一次的评估会，他已经错过了刚才的讨论，我可不希望他在治疗方面落后，为了他的治疗，我看你们是不是结束今天的会面？”
我心里暗暗地咒骂着他，但是在嘴上又不得不说：“好的，下次我再来看他。”
我走到孔雀舞面前跟他握了手，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不是因为碍着有人在场，而是看着他的眼睛我的语言统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还是他说了话，“再见，希特勒。”
“再见，斯大林。”
我们走出了手术室，孔雀舞低着头前进。我看着他耷拉着脑袋走进了那间吵得不可开交的病房。他人一进医生马上关上门。关门的一瞬间，孔雀舞回过了头。他的脸变得异常柔和，他透过几乎遮住了眼睛的绷带缝隙给我投来带有几许温情的一瞥。
但是那股温暖还未传送给我就被铁门封冻住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孔雀舞，最后一次看孔雀舞的脸。和他相处的一两个钟头里，我明显地察觉他眼神的游移不定，他的眼睛到底在寻找哪一片的风景呢？
身险囹圄的人，未必不想看那片他想看的风景——这是看着他的眼睛时我想到的。



高大的医生把孔雀舞锁在病房里后回头对我笑了笑。
“你要回去吗？”
“回是要回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呆一会儿——怎么，有困难？”
“不，瞧你说的，好像我们这里成了下三滥下九流的地方而我非得赶你走似的，你想呆多久就呆多久。”
“谢谢。”
“问个问题好么？”
“请讲。”
“你第一次来这里，能不能嗅出这里的气味来？”他饶有兴致地问我。
“各种各样的气味都有，腐朽的、糜烂的、阴森的、冰凉的，什么都有”我说，“这也难怪，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嘛。”
“错了，”他摇头，“你再仔细地闻闻。难道你就没闻到一点令人愉悦的东西吗？”
“人间地狱就是人间地狱，再怎么闻闻的都是些让提不起劲的味道。”
“又错了，你，”他又摇头，“这里有个仓库，仓库里有苜蓿，苜蓿有苜蓿的味道。我想让你闻的就是苜蓿的味道。我们这里养羊的，有羊的地方代表什么你懂吗？和平，令人无法抑制呼吸的和平。有羊的地方也算人间地狱？”
“哦，你们这里还有羊？”
“有的，大大的有。我们给羊吃苜蓿，羊给我们奶和肉，我们把肉和奶无私地奉献给病人。我们还准备进口一批澳大利亚的羊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剪羊毛，剪了羊毛就给病人纺线织衣。”
“我还想到另外一个可能性。你们是不是有可能把羊的脑移植给病人，让他们拥有一颗羊的心，让他们温驯，让他们任人宰割？”
“这是你想的？”他叹了口气，“你想太多了。”
“不，关于这个我要向你申明，在这里我总是害怕自己的想象力不够用。”
“你说的那叫科幻小说，”他竭力从紧绷的脸上挤出一丝微笑，“不过你也不错，你的想象力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如果技术允许的话，我们也可能那样做的。不过我也有一点要向你申明，如果我们要给人移植羊脑，你绝对不会在场，因为那样的场面太感人太虚无了。”
“我并没有可惜我将要错过那般精彩的场面。”
“你的意思是？”
“我懂你们，你们会把丑恶的东西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把它升华到崇高的地位上去，譬如国家，是吗？”
“随你怎么想好了，我很满意我的生活以及支持我生活的国家，”他收起笑容，“对不起，失陪了，我还要去参加评估会，你朋友也在场，我要帮助他。再见。”
他拉开铁门，走了进去。铁门打开不到半秒又被重重地关上。



我重新回到办公大楼，那个看报纸的人还在看报纸。
我对他说我想见这里的负责人。
“想见所长？不行喔，我来了几年也见不了他几回。”
我又一次重申我需要见这里的负责人。
“好吧，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帮你打电话，看能不能联系他，如果你运气好，你可以在电话里跟他谈上。”
我同意了。
他打电话的时候睥睨了我一下，“说实在的我很佩服你，到这里来见疯子的人是寥寥无几，闹到最后要见所长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凭着人道主义，先生。”
“好个人道主义，我平生第二次听到有这么个词儿，并且我发现居然还有人使用，真是怪哉。我第一次看见听见人道主义是什么时候呢？让我想想——也许在我不小心查字典的时候不小心看到的，看了很快我就忘了它。”他的话不无讥诮。
“倒也是，在这里，要是知道有‘人道主义’这么个词恐怕都当不了医生吧。”
“十分正确。”他嘿嘿地笑起来。
电话看来拨通了，他在电话里小声地说了几句，接着他不无得意地挂掉了电话。
他又看起了他的报纸。
“怎么样了？”我问。
“不怎么样，你等等吧，电话会给你打来的。”
“是我给他打电话呀，怎么要我来等？诶，你刚才不是拨通了么？”
“我是拨通了，可拨通的不是所长大人，是二楼的一个医生。”
“这是怎么说的？”
“你还不知道吧，这里打电话有个规矩，不能一下子拨到所长那里去。这楼有十五层，所长在最上面。你得先打到二楼，请二楼再打上三楼，依此类推，最后十四楼再打到所长那里去，所长看了，怎么搞的——电话这么急这么久才打上来，于是就气呼呼地接来者电话。”
“你是说笑吧？”
“我堂堂一个医生怎么会骗你？”他瞪圆了眼睛，“想和所长通话你就耐心点，少说两句让人伤心的话。”
“照你这么说，电话也是从所长打到十四楼，再一路打下来咯？”
他笑了，算是承认。
“我还是头一次见识到这么混蛋的电话拉力赛，有这样的工夫我直接去找他不就得了？真是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时间是浪费了点，不过这是惯例嘛，你就忍忍吧。”
“你解释给我听，要不然谁也忍不了。”
“好吧，你看看这大楼有十五层不假吧。要是别人一个电话从一楼打到十五楼，中间的十三层不就形同虚设了吗？”
“事实上也是形同虚设的。”我准确无误地说。
“所以这个方法就可以使在中间十三楼生存的人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而确定工作的真实性——也就为他们心安理得工作提供了可能性。多么伟大的惯例！多么伟大的创造！”
“要我说，你只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说话，说句不好听的，你们蛇鼠一窝，你们只是一群寄生的虫豸。”
“你能这么坦白地说，而且说得这么实事求是，我不生气，”他放下报纸，“我承认我们是可有可无的一群人，可是你不想想，支撑研究所的，不，说得更大点，支撑整个社会的，不就是我们这群人吗？诚然，国家需要精英分子，但你不可能整个国家都生活着精英分子——像所长那样的精英实在太少了。你看我们，我们虽然没有他们的价值大，但是我们人数多，力量大。我们具有无比的稳定性，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是为国家做出大贡献了。因为正是我们衬托出了精英们的伟大，就对国家的利用价值而言我们和精英是差不多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统治着我们，我们则要为为他们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支持。仅凭这一点我们出不出工干不干活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照你说，如果没有你们世界就要瘫痪了？”
“我没这么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好了，给你拿点证据出来，省得你横加指责。就拿这个电话接力来说吧，一楼接的人也好，二楼接的人也好，都是在传递电话过程中被紧密地结合起来，于是就产生了群体。而群体往往要比个人要好，自然界的生物争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这不就是产生效率的源泉了吗？”
“效率？笑话，这是不折不扣的资源浪费。”
“也许我们不能用数的概念来衡量，”医生思忖了一阵说，“效率得日后见分晓。”
“是吗？只怕到时候你们鼻孔里面塞满了电话公司的缴费单了。”
“我还有事实可以证明这场电话接力的正确性的。”
“请说。”
“你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国家是规定了要有几家脑研究所的，规定了脑研究所的办公楼有几层，规定办公楼里的电话要有几人来接的。这不就清晰明了了吗？国家需要我们这么接我们就这么接。国家永远是正确的中心。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国家，也就没有理由质疑国家给我们计算的工作究竟有没有效率。”
他振振有词地说个不休，我听得头脑发乱，“打住，打住。我受不了你的话。”我说。
我闭上眼睛摇摇晃晃地坐了下来。



电话响了，医生抬起眼皮看了看我。我迟疑了一下，接起电话。
“你找我？”电话里是一个中年人的深沉嗓音。
“对，我的朋友是这里的一个病人，我今天来看他，我看到他过得很不开心，我也不开心，也许我们看了许多让人开心不起来的东西。当然我没有指责你的意思，我唯一希望的是``````”
他打断我的话，“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不好说，反正是你们一些习以为常而病人苦不堪言的事情。”
“你有证据吗？”他语气很冷。
“你问这个做什么？”
“不为什么，我只想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威胁还是继续讥笑？”
“两样都不是我的所想，我来找你是为想让你改善一下病人的生活，改变整个对病人不利的处境，也就是说让他们再度拥有``````自尊。”
“自尊？你开什么玩笑，他们现在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给了他们自尊又有何用？”
“可人道主义你得讲讲吧？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电话静默了一分钟，他的呼吸沉重。“这是不可能的事，绝对不可能。我为什么说它不可能——原因很简单，他们已经不是社会学是的‘人’；而是解剖学精神病学上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我无法给他们人道。”
“为何？”
“他们不需要啊，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对一个疯子大讲性欲或性欲的人体表现，我包准你你讲了也是白讲，他们不会懂的，他们也不会产生快感。这时我换个办法，我给他们看色情书籍或电影，我保证他们不出五分钟就产生性兴奋。有时候我会对他们感到惊奇，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们什么呢？后来我才想明白，他们要的是本能，不是经验。你给他们自由啊奋斗目标啊，都没用，他们接受不了也消化不了。”
“再怎么有理也不应该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据我所知，你这里有的医生简直就是刽子手。”
“没关系，出现你所说的情况基本在我的意料之中。”
“意料之中？”
“只要是科学研究就肯定会产生失误，在这里我们允许失误。而且我们觉得为了国家，个人的牺牲常常是值得的。”
“你就那么相信国家？”
他严肃起来，“当然了，这个脑研究所就是在国家的名义下成立的。一切为了国家，我们有义务为国家出力。本人深信国家至上，不瞒你说，哪怕是我们这里的病人都因为实验死光了，我也甘愿把自己献出去，当作实验材料。”
我发出一声喟叹。
他接着说：“正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我竭心尽力地为国家做任何事，我未必不知这样做的危害，但我必须做下去。
病人的情况我都知道，有时候我也会为他们感到痛苦和遗憾。产生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会毫不留情地抽自己一嘴巴。‘不要怜悯自己而怜悯他人。’我对自己说。病人是在以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方式给国家效力，作贡献。在这方面，病人和医生是平等的，所以也就没有对一方施加同情的必要。
其实不单是病人，我们作医生的处境也很为难。我的同事有几个腰缠万贯，有几个穿金戴银？有几个出入过豪华酒店？有几个吃过山珍海味？不怕你笑话，和我们一样也是身为国家机构的水产品研究所他们一天吃掉的海鲜我们一整年不吃不到。”
“这么说是有点诉苦的味道，”他说，“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的处境也不好，我在这研究所干了快三十年了，有几个星期天是在家过的？有几个年是在家过好的？我呢，在这里获得的只是一些微薄的收入，你别笑，比起水产品研究所的人来说我的工资少得可怜。我还有两个儿子，都没结婚。我们父子三人行同陌路，因为我一星期和他们见不了几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脑髓的熟悉程度应该远超对儿子。我就这么活着，我为什么这么活啊，还不是为了国家！”
“你有很多的苦衷，可是你的远远小与那些病人的，你知不知道他们有的竟然付出了生命！”我说。
“别谈那个了，还是听我诉诉苦吧。我很烦恼，在这里老是有烦恼。且不说那些病人，就是医生们也因为福利不行吵着闹着要离开。为了给医生增加福利，政府那里我是走断腿了。人家有时还不买你的帐，因为你只是附属机构而不对你吹胡子瞪眼的，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啊。”
“既然如此，那为何要盖这么一幢奇怪的大楼，在这里人们遵循着古怪的电话操作程序。如果把这些节省下来，那样的境遇你可以想象得到。”
“这也是为了国家，为了让国家在世人面前继续维持崇高形象，世人无不瞻首仰望。我们遵守着这样的传统，这么大费周章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你想想看，再世俗的国家也要保持崇高的地位的啊！”
“我不明白，”我说，“我永远也不明白，你们是花钱搭了一座空中楼阁。国家地位也是子虚乌有的。我现在很为你惋惜，你不惜以谦卑的姿态建造这么一个不实用的东西，你倒不如只建一个二层小楼呢。你坐二楼，，打起电话来更是廉价。”
“那大楼中间的人呢？中间足足十三层人呢？你告诉我，你把他们往哪里摆？”他有些气急败坏。
“让他们全部蹲在一楼，他们照样对你顶礼膜拜。这样国家的地位不就更崇高了吗？”
他没有笑的迹象，我想象着他死握着话筒铁青着脸的情形，心里居然愉悦起来。
“好了，”我稍稍平复了一下心绪，“言归正传，你口口声声说你那样对待病人是为了国家，我想问你——假如你信奉的国家出现了错误，比如让你实施那些实验本就是国家的决策失误使然，你怎么办？”
“不可能，”他颇为自信地说，“这绝对不可能。国家不会出现任何错误，国家就是真理。”
我针锋相对，“要是支撑国家行动的真理在现实操作里打了折扣——也就是出现了谬误，你和你的医生们该如何？”
“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你在干吗吗？你是在犯罪！你是在诋毁国家！”
我感到杀气扑面而来。
“你是在诋毁国家！”他继续吼道，“我的国家主义哲学概括起来有三条，你给我仔细听好了：一，国家或者是国家意志在正确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二，国家或者是国家意志在未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三，国家或者是国家意志在错误的情况下仍然是正确的。你懂了吗？”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所审判，他会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被永远地耻笑。”
他似乎心情平静了一下，我们谈话的气氛有所缓和。他的声音不像刚才般强硬。他说：“我们别在讨论国家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南辕北辙的。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找我不会只是把我耻笑一通吧。”
我说出了孔雀舞的意愿。
“想让他们过得好一些？”他问。
“是。”
“办不到，”他厉声喊了起来，“我们还是回到国家问题上来吧。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游乐园？是度假村？我看你是想帮助他们开溜吧。告诉你，办不到，研究所是不会对他们放松的，他们只有乖乖呆在这里——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告诉你他们的下场是如何，他们在这里会一直到死，如果他们中有人死了我也不会让他轻快地就离开脑研究所大院的，我还要请医生鉴定，看看那个尸体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如果真是没有任何价值，我们才会把他当成垃圾一般地弄出去。”
“你们这么做就不怕触犯法律？法律规定了你们可以把人从生到死当成实验品？”
“法律也没规定不可以从生到死不把人当成实验品，况且，脑研究所隶属国家机构，法律是国家制订出来的，这可以算是亲兄弟，自家人。”
我最后一次长叹。“我终于明白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了？”我说。
“你说说看。”
“你的意思是：在国家的名义下，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在国家的名义下，个人可以忽略不计。”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改天我会让我的医生和你的朋友每天念上一百遍的。”
我听着他刺耳的笑声，恨不得跑上楼用电话线狠勒他的脖子。
“我想上来揍你一顿？可以吗？”我说。
“欢迎，”他说，“只要你说你再也不会诋毁我的国家我情愿挨你一顿揍。说吧，年青人，只要你说了我就把我的屁股和脸献给你的拳头。”
忍无可忍的我挂掉了电话。
我拂袖而去。



那个脑研究所我再也没有去过，只是有一天，我突然记起了我曾经有一个会写诗的朋友。
我心如刀绞。
我跑到电话亭狠下心去了个电话。接电话的似乎还是以前那个无精打采看报纸的那位。
“谁啊？”
“我想找人。”
“这里没有人，这里只有羊，怎么？你想预订我们的羊奶？”
“孔雀舞在么？”
电话里“哦”了一声，“原来是你。”
“是我。”
“你朋友是斯大林？”
“对。”
“查无此人。”他机械地回了一句。我还想说些什么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满心疲惫地蹲在地上。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地祈祷。我希望能重见孔雀舞，我希望看到他好好活着。
“查无此人。”——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又失去了一个朋友？
我默默地看着电话亭外四方的天空。天空岿然不动，我心里又有了悲凉。
安妮塔、小野祭、孔雀舞，这些曾经出现在我生命旅程里的朋友们都走了，他们曾经在我的生命里打下标志，现在只剩我一个，我只能忍耐着。我也许是以一种万劫不复的姿态朝着所谓的人生终点进发。
我显得何其孤独。
别了，朋友。
我的朋友，永别了。